第八章 判刑后劳改犯人的阶段 （1967.4-1987.5）
一、文革运动中的二次被迫禁食（1967.4-1971.9）
1、调离天津押送到宁夏“玛钢厂”劳改队
在天津大监狱里的劳改队制作绞链（合页）只约一个月，即1967年4月初，劳改队领导上就挑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已判决的重刑犯人（十五年徒刑至死刑缓期二年）约几百人，调往宁夏的平罗“玛钢厂”劳改队（属于天津劳改系统管理）。那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非直辖市。早些年，为了支持宁夋的工业建设，天津和河北省的劳改系统，已经先后二批调了政府干部和重刑犯人去宁夏平罗（火车站旁）建造了大围墙、厂房、干部（连家属）宿舍和犯人宿舍楼等，并已进行了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我们则是第三批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批。平罗原先就有大围墙，是“机械厂”劳改单位、属宁夏的劳改系统。而属天津劳改系统的平罗“玛钢厂”则挨着其一面围墙，圈出更大更广的围墙来。两个劳改单位系统不同，各自为政。玛钢厂这一边的各种建筑都是城市化的砖瓦水泥楼房，而机械厂那一边的犯人们、住的都是土窑洞，连砖瓦厂房也很简陋。我们第三批犯人，加上头二批早来宁夏的天津和河北犯人，总共一千多些。玛钢厂全劳改队按着生产的不同工序分为四个中队，我被分配在第四中队里的断铁组，其任务是把各式各样的大型废铁料、断开为一定尺寸的废铁料，以便于投入冲天炉，与其它铁类、焦炭、石料等炉料共同熔化，供应浇铸成型。成品是三通、弯头、由任、堵头等等各品种、各个规格大小的管子另件。产品的关键技术，是把浇铸所得、硬脆容易碎裂、无法机加工的“白口铁”，经过热处理后，变成虽压扁也不会碎裂、便于机加工的“黑口铁”（即“玛钢”）。这种管子另件利润很大，不但供应全国，还能大批出口，可赚取大量外汇。因此，玛钢厂的经济条件是不错的。我现在又是正式劳改犯，比过去在看守所关押时好的多了。首先，主给我身体好、有力气，能干一些重体力活，每月粮食定量以改为五十斤，很高了；虽因劳动强度大而饭量大增实际上吃到六十至七十斤才饱，但常有时能得到一些打饭后的剩菜、或别犯人吃剩下的窝头或菜汤，也就很饱、很满足了。看守所犯人都穿自己的衣服，不发囚衣、没有零用钱；劳改犯却每年冬季发下一身黑棉衣裤，春季发一深黑单衣裤，适时还发棉帽单帽、棉鞋单鞋、布袜子；每月有2.50元的零用费。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即文革头二年（1966年夏至1968年春），从“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起，到“打到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监狱范围以外的全国各地、各机构单位，都乱的不可开交；但监狱范围内、犯人中间，这近二年却安安定定、太平无事，一点运动也不搞，（运动最多只波及到政府干部的内部，与犯人似乎无关）。一千多犯人的玛钢厂也是生产运转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井然，我与其它犯人间的相处关系也十分融洽。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虽然坚持着一系列的“不”，当时也没有遭到非难。
2、文革中第一次被迫定期禁食
但是，到了1968年的约3月时（比监外社会上的文革运动晚了近二年），监狱领导和干部中间的文革运动已搞得差不多，基本上相对稳定之后，监狱领导和干部们（连警卫即班长们也在内），就决定把工作的重点和目标转移到在犯人中搞文革运动这方面来。四中队换了几位新的队长（恐怕别的中队也有调动）。新队长上任后，就下到犯人中间了解情况，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不言、不表（态）、不（朗）读、不写、不唱、不喊（万岁）、不举（拳）……”的反改造典型。队长初步警告我：你放聪明些，不要等“请朝山”（挨打、吃苦头之意）。我仍然坚持着不念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不喊万岁。他们先开始用不太厉害的一般办法罚我，没有成效。组长想了办法。工地的室内墙上挂有毛主席像；队长、组长和同组犯人命令我下跪，向毛主席像磕头。我不跪，约十人左右就一顿子又打、又踢、又板、又压，我就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仍然不跪不拜，忍受着大家一顿打踢；这是我在劳改队的头一次挨打。不久，大概4月初，为了搞好在犯人中的文革学习和运动，狱领导（即劳改队领导、厂领导）决定：全场各中队犯人、一律停止生产六个月，各中队各组犯人，各自在监房的二个大楼里，专搞文革学习运动。这期间，狱方在运动中，发掘出一个人数不太少、准备好集体逃跑、甚至动用武器（打算必要时暴动）的犯人集团，大家都很紧张；但这方面我不多提了。
由于我坚持着一系列的“不”，表面很突出，全厂也没有一个犯人是这么做的；很快，我就成了文革运动中典型的“反改造分子”。与我同组、同室，平时向来与我十分相好的十几个犯人，立即都变成了我的冤家、对头、仇人；与我说话、相处全变了脸色。“靠拢政府”是政府对犯人最根本的要求，也是每个犯人最重视的事，以取得队长的好印象，得到政府对他的宽大措施。哪个犯人如果同情了“反改造分子”、不与他们划清界线，怎么能够得上最起码的“靠拢政府”呢？既然我已经是公开的“反改造分子”，很快，大家都成了我的仇敌，训斥我、严格要求我、作弄我、欺负我。睡在我旁边的青年犯人（原是个小偷）命令我躺下、坐起，反复无数次（我都听他、尊敬他、照着他的口令认真作，想到的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我晚上睡觉会打呼噜，过去无人动过我，现在有人一听到我呼噜之声就过来狠拧我颈部和胸部的皮肉，许多天痛得我没有办法半夜又不能伸张；从此以后，我就养成在监里不躺下睡觉的作法，整夜穿着棉袄坐着睡觉，多年中我一直如此。有人用拳猛击我胸部和腰部，隐痛达一年多。有人用鞋底狠打我的双脸。有人用小木棒狠打我的头顲。有个队长进监室来，叫我站着，用他抽的烟斗多次烫我的右鼻孔，他笑哈哈地走了；约有半年多，烫伤处不住流脓、又不住干掉，在鼻孔上结成一大块，后来它自己好了，大块脱落，而鼻孔变小了，至今我两个鼻孔是一大一小。以上这一切，都是主所许可他们作的，现在看来，都与我有益、无害。也另有一些他们曾想作的事，由于主不允许，他们没有做成。
在这些受同组犯人的欺凌和苦难中，我深刻地领会到一点：“犯人”，与“人民”（公民）不是平等的。好象古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不平等、佃农和地主不平等一样。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是被统治（被专政）者与统治（专政）者间的关系。“犯人”，是人民的专政对象、统治对象、压迫对象（党和政府代表着人民、对“犯人”施行专政）。文革期我这个“反改造分子”，不单单是个“犯人”、不单单是“人民”的专政对象，而且实际上已经是“犯人中的犯人”了，与犯人也不平等了，是众“犯人”的专政对象、压迫对象、统治对象了。父神，今在此要叫我作一个“犯人中的犯人”；行不行？我服不服？“主啊，我顺服，我愿意。”因为顺服统治（专政、压迫）着我的犯人和干部，就是顺服神。“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象听从基督一般。”〔弗6：5〕“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提前6：1〕。“主啊，求你教导我，怎样按你的话去作，作好一个‘犯人中的犯人、奴仆中的奴仆。’”感谢主，虽然一方面我是被统治，但在另一方面我却是个自由人。因为通过被统治，主倒使我能在这一切事上，坚持着原先一系列的“不”，拒绝了这一切强制性的“犯罪本质改造”，不受这些“改造”的丝毫束缚捆绑。
但狱领导和队长们，很快又发现我每次饭前都要谢恩的事。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治”我的好办法了。队长跟过去天津看守所的指导员一样，向我宣布：“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谢恩）；你一祷告（谢恩）就不准吃。”这个办法，又省事、又厉害、又管用。他们认为：一个人在饿极之时，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必定会屈膝投降。只要我因着饿极受不了，而向政府屈膝投降，可以不谢恩而吃，则其它一切“不”的“毛病”，就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比较容易地制伏我了。这样，“吃饭不许谢恩”，就成了叫我屈膝投降的突破口。只要这一步突破，其它各种“不”就会迎刃而解、势如破竹。我也感谢主，还在天津看守所的二、三年之间，主就曾在定期禁食、饭前谢恩等属灵争战上，多次地、又长期地操练了我。在这些操练基础上，使我比较容易、比较有把握地，能打好在“饭前谢恩”这方面的仗。主又叫我回忆起，大卫头三个勇士中的一个〔见撒下23：11-12沙玛的事，当时我记不起章节和名字〕，他曾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对众多的非利士敌人、坚守住那一块红豆田，不退却一步，导致挽回了整个战局，使以色列人全面转败为胜。守住红豆田，成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关键。主光照我，坚持饭前谢恩，就是我一切在监内属灵争战中的“红豆田”，必须守住它。
战争摆开了，一天没有吃，二天没有吃，三天没有吃，一位队长来我们监室里试探我，他手中拿着一个窝头：“吃吧、吃吧，不许念，吃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窝头在我眼前晃动着，渐渐就靠近我嘴，往我口中塞。我见他要塞就大声向上说“感谢神，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一听气极用力把窝头往水泥地摔的粉碎，操起两手连续狠打我的脸：“给你吃？”气走了。四天不吃，五天不吃。楼下大门口的警卫班长叫我去，问了些话，我不答，就命令我沿着这边监房大楼和空地那边监房大楼的大环道上跑步。我身体已经很软、跑不动，但仍用力作着跑步的姿势，慢慢跑着、跑着。南北两座监房大楼、楼上楼下的许多犯人、都挤在各室的窗口，看着我这个“倒霉的反改造分子”在空场四周跑步出洋相。班长的意思是：我已五天未吃，恐怕还不够饿，现在让我跑跑步，可以加强消耗体力、增强食欲，晚饭就可以不谢恩就吃了。如此跑步约一个半小时，回去我仍然不吃。次日又跑步，已经第七天未吃了，狱领导和队长们，对我作好了准备。那天晚上天黑以后，小组长领着我，后面跟着四个同组的高大犯人、去一个空监室，室内靠一边墙是一排桌椅。队长们都来齐了，坐下，就连骂带嘲地问了我许多挑衅性的问题，要我回答。我还是用主给我的武器之一，一声不吭。多次问，老不答，后面四位犯人就动了手脚，往我头部、胸部、背部、腰部、腿部、狠打猛踢。很快，我被打昏过去，昏过去多长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感谢主，昏过去真是好事，一昏过去就什么痛苦也没有了，跟睡着差不多。后来，逐渐地，耳中有动乱的声音，夹着“起来、起来”的喊声，我就挣扎着撑站起来。队长们又亵渎神、又骂、又问了我许多挑衅的问题要我表态。不说、不响，后面四人又动手脚踢打，且在我大腿的两内侧狠拧肉皮（这个部位的伤、不易暴露于外）。很快，再次昏迷过去、渐渐醒来、站起、又问、又打、又拧、又昏过去。循环往复，上半夜就一直如此。这时，一个铁架送了进来，上面倒挂着一个铁罐，内盛玉米面的稀糊，罐颈插着长胶皮管，管上有开口夹子。我一见，知道要灌面糊了，就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胶皮管差入口中食管，不深，不算太难受。灌完后，铁架等取走。但不久，我感到反胃、不好受（大概因前半夜折腾得太厉害之故），一个恶心就把大部分稀糊都吐了出来，满地都是，队长们继续又骂又问，有的队长脱下鞋，自己用鞋底打我的胸部。只是下半夜大家的劲头，很明显不如上半夜那样足了。后来一位队长命令我：你把这些吐出来的稀粥都吃下去，舔掉！我为此在主面前考虑，想起了主的一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我就趴在地上，一口一口把稀糊又都舔吸掉。感谢主，这次倒比较舒服没有反胃，更没有再吐。后来，队长又叫犯人提水来，用水往我全身泼；这时天已亮了。我穿着湿衣服，站在水地上。那位主管队长说：好，你不说话，今天先到这里为止，明天在来狠的。我就不信，我会治不了你？！大家散了，组长领我回监室换衣服，两个大腿内侧是紫红模糊、发黏相黏的两大片。
第二天晚上，只有主管队长一个人来，就是几次说“我就不信，我会治不了你”的那位。他叫我出去，到一个空院子里，说了些话后，问我：有神没有神？我不答，几次不答，他就一脚往里勾着我的脚，一只手往外推我的胸，我就向后倒在地上。“起来，站好！”我挣扎着爬起来，站好。又问：有神没有神？几次不答，又推勾我向后倒地。如此反复约二、三小时，他自己也觉得累了、腻了。正此时，狱领导和几个队长来了，说了不少话，我没有答。后来有一位问：你恨我们不恨？我答：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真的，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呢！最后我回监室时，主管队长对我说：明天再来狠的。他虽这么说，但从那一天开始，再也没有任何队长来向我动什么手。除了后来有过几个班长，把我当玩耍似的推几推、摔几下，或叫一中队的犯人来捉弄我、打我几下。一方面队长不动手了，但另一方面仍然饭前不准谢恩、谢恩就不许吃。只是每三天的饭中，有最后一顿是例外的。当着犯人大家的面，我是不能吃的；但每三天的最后一顿，狱领导已暗中安排好四中队大组长中的一个，等他自己吃完后，领我到一个空屋里，在那里的桌子上，已经安排好我的饭菜，叫我吃。我一谢恩他就推我“快吃、快吃”；他一打搅我就不吃、重新谢恩。等他何时不打搅，我再谢恩而吃。就这样，这六个月停产进行文革学习和运动中，一直是每隔三天，我可以吃到一顿名义上不准谢恩而实际上许可谢恩的饭。这是历时六个月之久的被迫每三天吃一顿的定期禁食。
在这个每三天吃一顿的某一天，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小插曲。那天狱政委（劳改队的最高领导人）由队长陪同，找我个别谈话，是跟我谈判的性质。政委对我说；我们承认你饭前谢恩是你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允许你有。但信仰是在内心里。你只要内心里相信，则我们完全允许；却不允许你外面有什么行动表现出来。你要饭前谢恩，只许可你心中默默祷告，我们许可你这样作；若是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那我们就不许可。我听后，心中立刻仰望主，主也立刻光照我：这一步不能让！我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即信心，是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不是真信仰），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和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这真是圣灵给了我该说的的话。当然谈判失败了。每三天吃一顿饭的争战，只好继续打下去，一直到六个月停产集中文革学习和运动结束时为止。感谢主，让我经历了这半年比较长期被迫三天吃一顿饭的定期禁食，初次守住了这块“红豆田”。
在这次定期禁食争战中，我发现：开始时，身体很快消瘦了、软了。但一两个星期后，瘦到某一种程度后，再也瘦不下去了，老是那样。除了消瘦些，没有别的病，受到各种外伤，也能先后在一、二年内逐步痊愈。我正常吃饭只几个月，体力就又复原，又能进行重劳动了。只是同组犯人对我的小作弄、小威胁、小歧视，有时还是有的。一次有个犯人又不许我谢恩，后来我一谢恩，他就夺过二个窝头往泥土地上滚，我去拾回来，用干毛巾把沾上的土擦掉，没有舍得剥去外皮就吃了，也不出毛病，似乎胃里的消化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又有一犯人见我饭前谢恩，就拉我告到队长面前。那个队长笑了笑，把饭还给我，示意叫我跑远一些，谢恩吃了。也有一个犯人，拿了废铁棍打我腿部，只二下，又打昏过去一次。但总的来说，开工以后，都能正常吃饭，身体恢复，其它方面也基本平安。感谢主。
1969年，因天津市又改回为中央直辖市，不是河北省省会了，所以，我们平罗玛钢厂的约一半多河北省犯人就全部调回河北。剩下的天津市犯人只有五百多了；其中有约一半，即二百多个是无期犯人。
3、文革中第二次被迫定期禁食
又是近二年过去。狱领导中心对他们1968年用了半年停产，搞文革学习运动时间，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来“治”我这个小小不起眼的“反改造分子”，竟没有把我治好，总感到不太甘心。有人认为四中队的干部和犯人太软、无能，要是放到一中队早就把我治好了。一中队是全厂生产上的主力军，几乎个个都是强劳力，纪律很严、要求很高，别中队的犯人都很怕调入一中队。的确，过去多年中曾有不少各中队里调皮捣蛋、顽固不化、怪僻剌头的犯人，只要一调到一中队，尤其是调到一中队的第一组（上料组），再难改造的剌头犯人，都能改造得服服贴贴，百依百顺。因为一中队有个×队长（个子不高，说话慢慢吞吞且带着口吃，但十分厉害，犯人都怕他），上料组有个×组长（他不单是上料组的小组长，更是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且是在厂里、管整个生产进程的关键犯人，很有一套本领和办法，没有人不服他、不听他）。于是1970年9、10月间，狱领导决定，把我从四中队调出，到一中队一组去，把对我这个难改的、顽固的反改造分子改造好的任务，交给×队长和×大组长，在我身上再作一次努力。
我初调去，×组长和×队长都对我特别客气，在大事小事上对我处处照顾、关怀备至，组长还常在小组里表扬我，真使我有着受宠若惊之感。几天功夫，我发现这十多个人的小组里有着一套不成文、却特殊严格、可说怪诞的生活“规矩”细节，这些规矩比古老的封建官僚家庭还要严厉、还要琐碎。十几人被包、褥子、毛巾，都必须同样大小、同样厚薄（褥厚了必须拆薄、同样折叠、清洁整齐一条直线。个人的牙膏盖里不准见一点牙膏、肥皂盒内也不得沾一点肥皂。即使是夜间睡觉或厕所回来上铺时，还必须先把鞋倒正放齐、与众鞋成一直线才可。……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叫每个犯人生活得随时绷紧着自己的神经、战战兢兢，唯恐挨大家批评。这种古怪的清规戒律，任何别的中队，别的小组都不会有。我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尽快地学习适应这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规矩”。
两个星期后，大组长开始对我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了。简单，只二个。（1）吃饭前不谢恩。（2）念（朗读）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要求做到二个中的任意一个就行，随我挑选。我立刻很明确地告诉组长说：这二个要求，无论哪一个，我都作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我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原先对别人的矛盾和批评，一律搁置起来。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我、折磨我。为了不影响白天生产，组长又指派专人，让他不干活，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身旁，监管着我不离开。这些组长犯人，都曾是厂里反改造的尖子，调来此组之后被制服的；所以他们各有一套制服别人的剌头本领，真可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例如其中有一个，原是天津的流氓尖子，组长把我交给他管。他向我滔滔不绝地讲他的一大套流氓经，甚至我一整天重劳动回来（他白天不干活），他终夜陪着我、盯着我（既不让我睡觉、又不准我去厕所，几次求他也不答应，都讲个没完没了。硬要我抽他的烟，还向我磕头下拜，其实对我最狠、最恶。几次不准我去厕所，我绝望了，只好尿在棉裤里，并洗棉裤等。他却反咬我一口，向大家说我故意尿裤，来臭大家、向大家示威报复，使大家都厌嫌我、恨我入骨。
在这工序里约四个月之久，看管我的犯人也换了二、三个，所经历的各种折磨甜酸苦辣在此就不多说了。也因我饭前谢恩而不给我吃饭，很快又变成每三天才吃到一顿名不许谢恩而实许的饭。这一顿实许的饭，不能与他们同吃（他们讨厌见我谢恩），得等他们都吃完后，被赶到室外寒风中（已入冬季）坐在墙角下吃冰冷的饭菜汤。感谢主，倒吃得特别安心、无人打搅，也没有因冷得病（从小我有冬夏都喝冷开水的习惯，不喝热茶），反倒增强了胃的消化能力，因而在监中养成了我吃冷饭菜的习惯和本领，至今得益于此。
这里夹一个小插曲。他们不一定因我谢恩而不给我吃。只要我能念（朗读或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也可以让我谢恩而吃。他们多次让我说一句。我就在主面前思考：圣经教导中有“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2：17〕和“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政治领袖）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的话。我就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跳起来：“有门，有门！”虽也有二、三个人不满意，因为不是说的“万岁”或“万寿无疆”；但别人说：“别忙，慢慢来，有希望！”那一天里，他们对我好得不得了，三顿饭都给我吃的饱饱的。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我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你说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我还是说昨天说的这句话、不肯改口，不管他们给吃不给吃。他们气极，不给吃。我按着主的教导作，争战是不可避免的，照样还得继续打下去。前者和后者，虽都是祝愿的话，但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本质意味，神厌恶、不喜悦。别的队长或个别犯人，也有在私下里问过我：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和“万寿无疆”呢？我回答他说：身体健康是可能的，也符合神的旨意、神肯垂听；而“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一百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诙呢？他们听了不言语，似乎觉得也有道理。
我在这个组里约四个月左右。除了头半个多月能正常吃饭外，后边近四个月与二年前（1968年）6个月之久一样，都基本上是长期地每三天能吃到最后一顿饭。大不相同的是，那六个月是集中学习不干活，身体基本上健康、无病，虽有些折磨和苦头，但也不是长期老那样。现在近四个月也是每三天吃到一顿，却天天得干着重活。身体很快就瘦下来、软下来，却仍然继续坚持干着，只是越来越干不动了，产量很明显不如别人了；而且拖到后来，有一些症状出现了。如手和脚渐呈浮肿，有时会突然头晕眼黑一阵，且越来越频繁，虽还能走路，重心却不稳，走走就会摔倒在地，心里常发慌；这各种症状越来越加重，但仍然坚持干着。每逢开炉日，一般上料工各小车装完料过完磅后，都能坐等十分钟左右，待上料铃响、大斗下来，各车各料一块倒入大斗。我装车，却每铁杈子叉不满了，最后每杈只能叉二、三块水口铁，装车时间越拖越长、间歇时越凑越紧。最后一回，终于弄得铃响了，我还没有把小车装满、更没有过磅，首次发生“误斗”事故（在上料组、这算是大事情）。上斗员等人都气极，等到大斗一提上去，我就挨了大家一顿打。其实，他们也完全知道，我已经几个月每三天才吃到一顿，并在旁边天天看着我体力越加支不住的整个过程实况。他们之所以如此狠着心，不过是为的站在政府一边，对我这个“反改造分子”不断施加压力而已，好迫使我饿极、不谢恩就吃饭、或念语录、或喊万岁等，达到制服我的目的。他们只是执行者；而具体地在他们后边筹划操纵的，则是那位×队长（干部）和×大组长（犯人）。我的近视眼镜也被打破粉碎了，过磅时更加看不清楚了，若让我再干下去，也只能老是误斗，使生产受到影响；因为我实在已经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和时间。于是，上斗员（他是副组长，具体负责上料工序的生产）临时决定把我撤下来，由别人代替。他也知道，实际上我已经干不成什么活，不能支着我的劳动了；只是为了继续向我施加压力，他们几个命令我脱去棉袄（1971年1月，正三九寒冬），叫我到厂房外边去弄石料（炉料之一），干多干少也不管了。我就穿单衣在石堆边、支着铁杈子站着，又冻又软。实在感谢主的恩典，这倒成了我的好处。正当眼看着我的身体将要垮下来之际，主设法拯救了我。主用着一位年轻的“军代表”（“军代表”，是当年文革运动中毛主席所安排的军队代表，进驻到各重要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层内，掌握着领导实权，这是毛主席采取的革命措施），巧不巧，正此时路过我身边。他看到我，感到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穿棉袄？”我告诉他，大家不让我穿，叫我在这里干活，我也干不动。军代表不问下去了；我是全厂有名的“反改造分子”，大概他也听到过有关我的一些事；他走了。看样子，他一回去，就在厂领导中提了我的情况。就那天，厂领导立即做出决定，把我从一中队调到二中队的“清砂组”去，那个组很大，人也很多，有三个小组。那组里既有非常轻的劳动砸芯铁等，又有很重的活，砸水口、桄（guang）箱等。我到了清砂组，他们始终无人问我谢恩不谢恩、语录不语录。每天三顿，正常吃饭。几个月下来，身体就得到了完全恢复，又能干起重活砸水口铁、和以后的桄箱了。感谢我的父神，这一次这块“红豆田”比上一次要难守的多，可是靠着主的恩典和大能的右手，又一次扶助我守住了。
一中队的那位×队长，他最气我不过。因为在他的手下，没有一个难改造的犯人他对付不了、改造不好的，没有一次他是失败的。我临离开一中队时，他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是胜利了！”（看样子，他内心中也承认自己是失败了，没有达到改造好我的目的，只是他承认得很不甘心，实在气不过。）我说：“×队长，我一点也不是这样想。”的确如此。因为我明明知道，不是我有什么能耐、可以胜利，而完全是主的大恩典托住我、护庇我，才使我得胜的。胜利的关键乃在主基督，我们基督徒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胜。由于守住“红豆田”的胜利，才保住了“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个主带领我进监的基本任务，也保住了一系列“不”的各种阵地。从天津看守所起、到平罗劳改队的这个时候，已经多次进行了守住“红豆田”的战斗；而在一中队的这一次，是“红豆田”战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此后，劳改队的干部们再也没有要求我吃饭不许谢恩的事。然而，这件事在监狱里始终被当作“非法活动”，是违反监规纪律的。
4、外地外单位对我与主内肢体关系的调查
我在进监前，曾与各地认识的主内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过主内通信交往。进监以后，我除了为他们代祷以外，并不了解他们此后的景况和所遭遇的患难逼迫。但从1968年（即文革高潮期）开始，主要集中于1968-1970年代初（甚至有一次在1980年代初），先后有过八、九次之多，有各地（如上海、无锡、南京、天津、北京、西宁等地）一些单位的一、二个调查人员，找到在监狱中的我，要了解这些主内肢体们与我的关系。从他们的问话，我能猜测估计，他们正为主的缘故、或为我的缘故，遭受着患难和冲击。我对这些人员调查询问的态度昫千篇一律的----不回答一句，队长在旁劝告和警告也都没有用处。迫使他们都是千里而来空手而回。但等到1987年，我自己出到监外以后，曾试写信给他们，与他们在主里互勉；却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回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时代中的风浪对基督徒的冲击是多么厉害、多么严峻，以致于至今余悸未消、恐怖未退。求主自己保守他们、怜悯带回他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
二、用软办法、甚至欺骗办法诱我屈服
1、以“减刑、释放”诱使我接受改造
自从1968年春至1971年初，玛钢厂劳改队先后二次（一次六个月、一次四个月）用硬的办法，即使强迫我长久定期禁食的办法，来迫使我接受“犯罪本质改造”；二次都失败以后，再也没有使用硬的强制办法来对待我。“红豆田”的争战，算是最后一次。可是，主所交给我在犯人的身份中，作好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任务和战斗任务，我完成了吗？结束了吗？没有，远远还没有。只是告一段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换了一个争战形式而已。过去着重在硬的办法、强制的办法，现在则改用软一点、宽容些的办法；目的仍然是促使我接受“犯罪本质改造”。
我调到二中队清砂组是1971年初，正是这一年，周总理给全国各劳改单位、下了一个重要指示：对于所有的无期徒刑犯人，只要他有一点点接受改造的好表现，就可以大批量地给减刑，改为有期。在此之先，无期犯人减刑、是凤毛麟角、难上加难的。狱领导对周总理的指示，作了很大的宣传、动员、学习、讨论、表态、写决心书等思想工作。许多无期犯人看到，有了新的出头之日，也纷纷下了决心，好好靠拢政府、以积极表现来争取政府的宽大。在劳改队内，还出现了一两个奇迹般的改造典型。那时候，厂里五百多个犯人中，约有二百多个无期犯人；从1971年到1974年全厂搬回河北省的短短三年之间，二百多个无期犯人，只剩下最差、最难改的六个了。我是六个之一。
不是干部队长没有在我身上下功夫，有的队长真可说是下了苦功夫，只是我太“顽固”，功夫白费、无效。例如，二中队来了一位新的队长，他从一开始就对我存有很大的希望和劲头，认为像我这样的犯人，只要一开窍（接受犯罪本质改造），一定能比那一两个最突出的典型还要突出。所以他多次亲自找我谈话，作思想工作。任何一个犯人、尤其是无期徒刑犯人，最大、最迫切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减刑、就是释放！即使是多减去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天呀，何况多减去五年、十年……马上释放呢！那真是犯人、特别是无期犯人，作梦也老想着皀事呀！新队长在与我谈话中暗示我：“只要我稍微有一点认罪接受改造的表示，他就能给帮我大忙，替我上报减刑材料，给我大幅度的减刑……”，只差后半句在他嘴边上没有说出口，“马上释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在这件大事（减刑、释放）上，有一个关键的难处、关键的条件。任何一位干部，要给某一位犯人上报减刑建议和材料时，有此犯人本人所写的“改造总结”；其内容是本人入监以来改造的成绩和收获尚存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若没有本人这个“改造总结”，干部就无法上报减刑材料和建议。但他几次谈话，我都无动于衷，依然一声不吭。主领我入了监，又把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的见证任务交托给我，我完成任务没有？“无期”，是父神赐我杯，我喝尽了吗？若没有，为什么我急着要半途而废？队长几次跟我谈话都无效，但他没有灰心。他又先后在暗中布置二、三个在犯人中有影响、且与我相好的犯人，让他们来劝我，帮队长作我的思想工作。他们看我真是个傻子，队长这么关心你、想尽办法给你减刑（甚至可以马上释放），别的犯人真是求之不得，你却是白白坐失良机。一次又一次，我仍然无动于衷。队长仍不灰心，他又动员了一位与我甚交好的小组长，让他以我的口气和角度、代替我写了一篇《改造总结》。小组长写完后，拿给我看，只要我在底下签个名就可以了。我一见，脸就沉了下来，一声不坑；不但不肯签名，从此也不理睬他了。他是好意，为我费了脑筋，反倒惹了我一肚子气，太辜负他了，不用说更辜负那位队长的好心好意了。
那一年半里，全厂各中队犯人中，推行了一个新的改造措施：各个犯人自己花钱买纸（在每个月2.50元的零用费中扣除），由各中队统一订成六••四开大小的册子，统一加上塑料封面，统一油漆上“改造日记”四个大字和各自姓名，好漂亮呀！在各监室的两个窗台上，各放一个弧形铁丝架，架上各插六本《改造日记》，共十二本；又艺术又整齐、又漂亮，引人注目。有文化的犯人、自己每天写一页改造日记，没有文化的犯人、可请别人代写；由队长按时审阅。我也出钱买了纸、订成本，只里边总是空白，没有一个字。有不识字的犯人求我代写，我因帮他代写、并不妨碍我自己“不写”，也就天天帮那个犯人代写了。一年半以后，厂领导和各中队干部、在总结这项改造措施时，感到这项措施很有成效，它大大促尽了广大犯人们的改造意识和改造风气，只是存在着个别犯人有“死角”，我就是主要的一个死角。于是领导上提出：要消灭写改造日记的“死角”。对我，消灭死角用什么办法呢？因为领导和队长矡道，我自己是不肯写的，只有用请别人替我代写的办法。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而是那位队长在暗中布置，叫我的小组长每天负责“替”我代写；这不就死角“消灭”了吗？那天，小组长收工回来，首次替我写。怕我有反感，所以在“日记”里光写这一天我的好表现、成绩；写完以后，组长还念给我听、征求我这么写、有什么意见。我突然发现，似乎自己被别人玷污了，大起恐慌，主交给我一系列“不”（包括不写）的见证，怎么又变成别人插手代写了呢？心中切切求主指示我，该如何对待这件事。纸，是我自愿出钱买的，是我的东西，我岂能在这个污秽事上与别人合作起来？次日整天劳动中、心里一直不平静，绝不能开“接受改造”这个口子！
收工一回到监室，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代写了第一页的《改造日记》，从架子上取下，去厕所的垃圾箱，把本子撕的粉碎，扔入。心中立时彻底平安了。不久，组长又来取本子，总找不见，就问我，我说在垃圾箱里。他去垃圾箱看到后，立即报告了队长。这可是劳改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反改造大事呀；竟敢公然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撕起《改造日记》来了！虽队长明知道，开全厂批斗大会、也不会对我起作用，却也不能不开呀。于是决定，次日晚上开个大组批斗会，我照旧不发一言。队长说：今天（撕改造日记这事） 终于暴露出了你的反动本质！大组长最后扬言：中队要给你再订个本子，看你敢撕不敢撕！（当时，我心中说：我撕的是自己买的本子，若是政府买纸订本，政府请人代写，那与我何涉？我撕别人的东西干什么？）实际上，大组长说的本子没有订成，只几个月后，连“改造日记”措施也逐步销声匿迹了。又从撕改造日记当日开始，不但我自己不写，连再求我代写的犯人，我也拒绝，什么都不写了，免得我因此而染上污秽。到最后此时，这位队长才真的对我死了心，不久后他也调走了。
2、最后一个无法减刑的无期犯人
属天津劳改系统的平罗玛钢厂，与宁夏劳改系统的平罗机械厂，虽挨在一起，但两个劳改单位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1974年天津劳改系统的平罗玛钢厂也要搬回河北省衡水县去。凡是能装火车运走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全部运走；当然，干部和犯人要同时搬回去。但厂房和冲天炉等许多设备无法搬走，只好送给宁夏劳改系统。宁夏劳改系统知道玛钢生产很赚钱，但宁夏的干部和犯人不懂玛钢生产技术，即使把设备送给他们，他们也无法使用。双方的官司一直打到中央去。由中央仲裁决定：要求天津劳改系统，除了生产上所必须留下的设备等之外，要把天津系统的二百个天津犯人也留下，转送宁夏劳改系统管理，（干部中也有极少数自愿留下的）。由天津犯人带宁夏犯人为徒弟，继续进行玛刚生产，务必把原先的玛刚生产维持下去。此时，这留下的二百个天津犯人中，难于减刑的无期犯人只剩六个了。再过四、五年，即1978、1979年，又有四个减刑有期，只剩最难改的无期犯；其中一个是经常闹事、改不了的，另一个则是我。
1978年，上海又有好大一批青年犯人、调到西北各地的劳改队来（他们是文革时期受毒害最深的一代青年、甚至少年），平罗玛钢厂和银川风机厂的上海犯人也都不少。宁夏劳改系统的重刑犯人（十五年及以上、包括无期）都在银川风机厂里（风机厂是宁夏全自治区的中心监狱、总监狱）。为着轻重刑期犯人在管理上的不方便，1979年2月宁夏劳改系统、把平罗玛钢厂原先犯人中、剩下的二个无期犯和上海犯人中的十几个无期犯，一起送到宁夏首府银川的风机厂来。这就是我到今天仍在银川风机厂的原因。天津劳改系统中，与我一起调来银川、最后的另一位无期犯，通过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和平反，当年就得到平反释放了。于是，我成了1970年玛钢二百多个无期犯人中，最后一个无法减刑的无期犯人。感谢主，保守了我，没有用认罪、悔改、接受“改造”等这些污秽来沾染自己，作得罪神的事，没有以此去换取政府给我的减刑；得以完成主在这个阶段中、所交给我的争战和见证任务，也就是不认罪、不悔改等一系列“不”的任务，保持了在父神面前的圣洁，继续无期徒刑下去。
3、在写申诉、要求复查和平反之风中站稳
我从平罗玛钢厂、调来银川风机厂（也称为“宁夏区监狱”、即总监狱）是1979年2月。此时，党的11届3中全会刚刚开过，这次全会是党中央和国家政权的历史转折点（文革路线结束、改革开放起始）。那时，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尤其在监狱里的犯人中，一股写申诉、要求复查并平反之风大刮起来。调来银川风机厂后，我被分配在四中队（专制口罩、制鞋、缝制干部和犯人等各式服装）的口罩裁纱组劳动，且接触到去年从上海转来的许多上海犯人。不少各地犯人都向法院写了自己的申诉书，要求复查、要求平反。与我一同调来的天津劳改系统的最后第二个无期犯人，就是因着写申诉、经复查、得平反，导致当年就释放回天津的。其它各地的犯人由于写申诉、以致其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或减轻的，也不少。许多别的犯人，劝我趁这个难得的大好时机、赶紧也写申诉，以求得平反。但我非常明确，当年主带我进监，所交给我的一个重要见证任务：是一句话也不交代，像主受审时所作的一样。申诉（就是交代呀！两者都是说明当年的事实、进行辩护，都可以用来证明自己没有罪、或罪较轻；两者实质上是同一回事。我若今天要申诉，则跟当年要交代、有什么不同？主被审判时，除了作见证的话以外，既不交代一句“罪行”（讲了些什么道、搞了些什么活动等等），主也不申诉、为自己的无罪申辩一句。主不但自己给我作了榜样，也给了我和所有基督徒明确的教导：“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发怒（原文）；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所以，主的旨意和引领是非常清楚的：当年我既坚决毫不交代至今，今天和今后应该坚决毫不申诉、不为自己“伸冤”叫屈，更不去要求官方复查和平反。尽管申诉是合理的，是人人（包括犯人在内）都可以享受的合法权利，且1979年初申诉正是时候，符合当年的时代潮流。但很明显，主并不喜欢我那样作，神喜欢我听祂的话、在主里面安息；听主的话是不会真正吃亏的。人们认为合理的事，不一定非要作不可，也完全可以因听主话而主动放弃它。我不愿意在主的旨意以外，去享受什么“好处”、去取得什么“便宜”。感谢主，心志定了；不申诉，不随着时代潮流走。
4、拒绝弄虚作假强行减刑——退回裁定书
可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对于过去的无期犯人来说、是越放越宽了，甚至对我施用了弄虚作假、不理不睬、哄混过去的办法。从1979年初到1982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四中队口罩裁纱工序干活。四中队的几位管教队长、甚至全狱的管教科长等狱领导方面，对我都十分好，认为我是个比较好的犯人；当我有什么需要时，他们经常照顾我，给我方便。即使我跟过去一样，政治、时事、或法律学习中，始终不发一言，在学习考试中始终只写姓名、交白卷、得零分，在半年一年改造小结或总结中始终不写一个字，在干部与我谈话、谈思想时，除了表明对我被判无期徒刑“心悦诚服”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话。虽然如此，干部和队长们从来不因此而训斥我、或强迫要求我作什么。不但在四中队那几年是如此，以后在狱校工作的那几年，教育科科长等干部对我仍是更是如此。总之一句，领导和干部们都待我非常好。
在过去，由于我不肯写犯人每半年或一年的“改造小结”或“总结”，队长想帮我忙也束手无策、没法给我上报减刑建议和材料。现在，我万万没想到：我仍然不认罪、不悔改、拒绝“犯罪本质改造”、不写“改造总结”一个字，管教队长居然也能给我上报减刑材料了。那时是1980年队长为我上报的，我自己却丝毫不知道。一直到1981年春季，全狱召开的每幰一次的奖惩大会上，所宣读的减刑犫人名单上，竟有我的名字在内。大会后午饭前，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书也递到我的手中，一看，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六年，就是说，再过六年、即1987年，我就将被释放了。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理由？什么根据？法院裁定书上写明了必要的二个根据。一是根据事实：我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纪律。二是根据法律：刑法第71条，是专述减刑之必要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得减刑。减刑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是“确实悔改”，确实有了悔改的表现才行。这就是法律的减刑条件。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我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就是我的悔改表现，证实我“确已悔改”，因此给我减刑。这是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刑法所说的“悔改”，是“悔改罪行”，而不是别的。1981年时，我进监已十七年，从第一天至今，我始终坚持着不交代一句“罪行”，那是悔改吗？没有认过一次罪，那叫悔改吗？没有从悔罪出发作过一件大事或小事，那叫作“确有悔改表现”吗？即使在裁定书上所提的劳动、教学、监规三个方面，我也丝毫没有悔改过。入监以前的农业或工厂劳动如何，入监以后的劳动也如何，那叫“悔改”吗？入监以前在学校里的教学怎样，入监后的教学也怎样，这叫“悔改”？入监以来，拒绝写每一次“改造总结或小结”、学习时拒绝发言、讨论时拒绝表态、不唱革命歌、不喊毛主席万岁、……，这都叫作“遵守监规纪律”？都叫“悔改表现”？多年来，我在监中是个突出的、顽固的“反改造分子”，这叫“确实悔改”吗？为什么刚好颠倒一个黑白，把我的死不悔改，颠倒成“确实悔改”了呢？在我作为基督徒方面，主带领我进监、所交给我“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的见证任务，我完成了吗？法院今天给我的减刑和六年后给我的“自由”，不是白送的，是我拿“确实悔改”去换取来的，干净吗？圣洁吗？“悔改”是把主过去交托我要我作的事都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是敌挡神。法院污辱神，是它的本性，与我无关；但我岂能跟法院一起弄虚作假，一伙污辱主，享受这个用“悔改”换来的肮脏减刑和自由吗？这么多年的仗白打了？且白白打赢了？苦头都白吃了？因为结果我还是悔改、投降、功亏一篑了？这个肮脏“自由”就这么值得我去宝贝它、羡慕它？明明是撒旦布下的圈套，我非得主动往里跳？我能把主在这事上所给我的十字架扔掉、不背了？我能把为我舍命流血的主丢弃了，不跟了？很明显，这个带着“悔改”条件的“减刑”和“自由”是污秽、有毒之物，不亚于夏娃吃下去的那个可爱的果子！撒旦，退去吧！不要你的礼物，不享受你所给肮脏有毒的“自由”！继续把父所赐我的杯——无期徒刑——喝下去，直到喝完最后一口！
当时，我拿着裁定书，心潮不住地翻腾；主啊，救我！匆匆吃了午饭，立即动手向法院写个呈文，告知他们这个裁定错了，我丝毫没有悔改过“罪行”，完全不合刑法71条的减刑条件；即使在劳动、教学、纪律方面，我也没有悔改过，与入监前所作的一样，故我没有减刑的资格，请他们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纠正裁定书的错误裁决。我又将裁定书退回，与呈文一起呈交法院。写完，下午二点出工，队长一开大门，就连呈文和裁定书一起请队长转交给法院。退回裁定后，法院如何了？如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不问不改；除了监狱领导和干部找我谈过几次话以外。这是怎么回事？以后才逐步知道，法院做出裁定、把我的无期减刑成有期六年，完全不是根据刑法必要条件的悔改与否，那只是个表面的官样文章。法院所真正根据的，是中央的内部指示，但在裁定书中，这个中央内部指示是一点也不能提的。
中央给全国法院所下的新指示：关于过去判为无期的犯人，不管他表现是好是坏，一律以刑期二十年为服刑标准来计算和处理。即，凡刑期已超过二十年的，一律释放；不足二十年的，一律依未满年数改判。而且刑期的计算方法也有明确的规定：二十年，不是按此犯人实际作监的年数来计算，而是按下无期判决书的年份（月数不管）为计算起点。例如我，我入监是1964年7月，那都不算，坐监年数再多也是白坐；1967年2月下无期判决书，起点就是1967年。月不算；1967年满二十年是1987年，故1987年必须释放我。现在法院下此减刑裁定书是1981年5月27日，差六年，所以无期应改为有期六年，月日按裁定书的月日计，故我的刑满期是1987年5月28日释放。这个中央的内部指示，才是法院作出裁定的真正根据，那是统一的、不得有差错。至于裁定书上所根据的刑法，那是表面上必须的官样文章，他才不来管你确实悔改还是确实不悔改，即使是弄虚作假、哄骗过去也完全无所谓，根本就没有来了解我是否“悔改”的必要。只要认真执行了中央指示，法院就犯不了错误。因此，法院不得不里外两套逻辑。里边是必须认认真真地执行中央指示，即使我死不悔改，也要给我减刑成有期六年，多一点不可、少一点不行；外边却是堂堂正正地“依法办事”，必须把我的一贯不悔改、确实不悔改、致死不悔改都弄虚作假地说成是我“确实悔改”了，并以“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方面的坚持不悔改，冒“名”顶替成为我“确实悔改”的表现。这个实冱我也能理解；谁也不会来找宁夏高等法院的麻烦，尤其是党政中央不会来找。问题倒转移到我身上来了。这就是躲在背后、撒旦的诡计之所在。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法院的裁定？若是接受了裁定，那就是我自己承认我确实已经悔改了；因为裁定上明写着、所给的减刑和六年后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白送的，而是必要条件“确实悔改”换来的。若没有“确实悔改”，减刑和自由打哪儿来？这不是一清二楚吗？法院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在它都不算一回事；但我作为基督徒，在父神和主基督面前，也能随着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把我这几十年的确实不悔改、都说成“确实悔改”了，以此来污辱神、敌挡主吗？所以法院弄虚作假、颠倒黑白、所裁定的减刑和六年后的自由，我必须拒绝、不能接受；撒旦真是诡诈、狡猾，只要今天一个小小的含糊过去，就可以把我几十年来的争战和见证全部摧毁。主啊，求你怜悯我，保守我的脚步。
5、认或否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
在这里略提一下1982年上半年，赵副监狱长（及副厂长）找我三次谈话中的后二次。前一次在车间里，他问我：“你曾告诉我，你对被判无期徒刑是‘心悦诚服’的。这是不是表明，你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回答：“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是不是如此，那是你们马列主义者来作衡量、作判断的事，不是我们基督徒来作判断的事。我们所要管的、该管的，是弄清楚，我们基督徒所作的某件事，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主的命令、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管，而且必须弄清楚、管好的。”这时，周围犯人越聚越多，都过来听我们说话。厂长一看人多，就赶紧走了。
反党也好，非反党也好；反社会主义也好，非反社会主义也好；反革命也好，非反革命也好；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考虑、应该分辨、应该指导行动的中心内容。作为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跟着主耶稣走的人明白圣经真理和教导的人所应该着重考虑的、寻求的、分辨的、指导行动的、遵行的，只是我们所说、所作、所想，是不是听主的话？是否符合圣经真理？是否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否蒙主的悦纳。若是，则即使掌权者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就让他定罪吧。它即使定罪，我们仍当如此行；绝不能因怕他们定罪、避免他们定此罪，不如此行。他们定罪，只暴露出他们与基督为敌、背逆神的本质而已。主耶稣自己，也曾为遵行神的旨意、实践神的差遣、取悦于神，而被人定为“背叛该撒、自立为王、诱惑国民…等等政治性质的重大罪名。”主耶稣丝毫也不为此争辩，而是专心顺服，按父的意思钉死十字架，喝尽了父所赐他的杯。我也应该学主的榜样。对待人们所定我的这些政治性的罪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只一心遵行神的旨意，喝完父神所赐给我的杯。
6、顺服监狱的执法；拒绝法院的弄虚作假
赵副监狱长与我谈话的最后一次，是他个别地找了我，对我说：“你若有什么要说的话（指我退回裁定书、要求法院纠正错误、取消减刑裁定等话），你尽管跟法院说去。我们是监狱是个执法机关，法院怎么裁定，我们就按法院的裁定执行。如果哪一天该把你放了，我们决不能多关押你一天，到时候就得把你弄出去。”我说：“我早已把要说的话，用呈文给法院说清楚了；没有必要老是重复说，也没有必要老是纠缠着法院。”
从赵监狱长的话音里边，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法院对待我的呈文，所采取的是：既不驳斥也不理睬，更不来进行了解，六年以后把你释放，你就得出去。法院虽不明说，但隐隐约约的趋势就是如此。父神利用监狱长最后一次谈话，提醒我一个重要方面：我必须拒绝法院以弄虚作假所塞给我的肮脏“自由”；这个，已经很明确了；但是，怎么个拒绝法呢？是到“满期”释放之日，死赖在监狱里、不肯走吗？这样，就势必妨碍了监狱的执法职能；而这个职能是正当的，与法院的弄虚作假无关，是神所给与监狱的权柄和责任；我不能拒绝这个，拒绝它就是拒绝神的权柄，我必须服从它。就是说，我不能用“死赖在监狱里不走”的办法来拒绝。
接着，神又利用当时监狱中曾发生过的一件事，来提醒我。不久前，有个农村犯人，期满了却不肯出监。听说，这个犯人怕回乡以后没有脸作人，受众人的蔑视和鄙弃；自己又老了，干不动什么活，凭什么吃饭呢？在监狱里，什么也不用自己操心，有住、有水电，按时发衣服被褥、到钟点吃饭、节日还能吃好的，每二周洗一次澡，到时候能看上电影，每月还有零花钱，出去，谁来管？当释放的那天，他死赖在地上不肯走，队长拖也拖不动。去叫了七、八个武警，四个人拉着四肢一抬，就把他抬起来，另几个拿枪押在后边，直奔监狱大门。那个犯人一看，赖不成啊，赶紧：“我下来、下来自己走”，乖乖地出了大门。神让我看到，即使想赖，也赖不成；因为这权柄和职能是神赐给监狱的。因此，主从那时就引导我，我也应该在“释放日”之前，整理、准备好我的行李，主动顺从地走出大门，在“大墙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一个“墙外犯人”，其生活方式是不可能与“墙内犯人”完全一致；不少方面倒跟‘公民”、“自由人”差得不多。这秉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是与服从监狱的“执法职能”有关；与听主的话、按圣经教导作有关。这些新的生活条件变化，是神给的、圣洁的、不肮脏。例如，一个“保外就医”的犯人，就是“墙外犯人”的性质；其生活方式不可能与“墙内犯人”一致。他却不是公民，而是犯人，得自觉地比公民有一定的自由限制。保罗晚年，也曾做过几年某种形式的“墙外犯人”。“墙外犯人”的具体生活方式，例如：出到墙外后，不得再去狱内伙房打饭菜，得报户口，得由狱方负责给住一间屋子，每月领生活费，在食堂买来吃或自己煮饭作开水，不再由队长代买东西、代寄信收信，得自己买、自己寄、自己去收发室取信件等。但是，出到墙外以后，我是回南方？或去别处？进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那些事，监狱的执法不管了，也管不着了，与监狱的执法职能无关了。纯粹属于法院所给，由悔改换取来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了；这是污秽的，必须拒绝，而且要自觉拒绝享受这种公民的肮脏“自由”。神用赵厂长的话，对我的提醒十分重要。这条路非常窄。如果弄不清这些事理、是非、和利害关系，我的仗就打不胜，路就走不正，不是偏左就是偏右，都会落在撒旦的圈套里或陷坑里。
7、逐步与亲友和主内肢体们通信来往
自从1964年入监以来，起先预审员就不准我给任何亲友或主内肢体写信，后来只准我写过一信给妻子；妻子离婚后，我更是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也趁此机会干脆什么都不说，使管教队长和犯人，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自己除了代祷外也与外界完全隔绝十六年之久。直到1980年春。
1965年文革以前，我三哥就在四机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与父、母、妻、子、女共六人，大概是1967年夏吧，除了极少量替换衣物外，全家六人被赶出北京，遣返原籍浙江东阳县农村，当农民、受监督。母亲自从在北京受红卫兵折磨和摔倒后，长久处于昏迷状态且说不清话，不久与父亲先后死在东阳。从改革开放起，神使他们四人的生活逐步略有好转，后因福建工厂的聘请，全家迁往福建泉州。最后三哥被平了反，但他们不愿再回北京，就长住在泉州。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生活也渐有好转。当时局略缓和时，三哥就冒着当年的政治风险去信给报社、公安局、法院、劳改单位等，到处寻找我的下落；最后才得知，我在宁夏银川风机厂劳改。1980年3月，他试写了第一封简信给我，使我十六年来与外界首次通了信。立即，他又几千里从泉州来银川风机厂监狱看望了我；狱方只允许我们谈话半小时，且有队长在旁监视监听。我只简单问了父母和三哥家的情况，咈我原先的妻子离婚后嫁了人的简况。从这次以后，我就逐渐地与亲友和主内长者弟兄姊妹、有了通信联系。在通信的主内长者和弟兄姊妹中，有的是过去就认识的，也的是新开始认识的。我在主的怜悯和引领下，所写的《主内交通》各文，是从1982年开始逐步写的。
8、最后几年的狱校工作
1982年间，全狱中各中队都开办了文化学习班，主要是小学，间或也有初中（小学有低、中、高三班，和初中一，共四班）。我原是个物理教师，就立即作了数学教员。教育科长等狱方领导，在我教学中看中了我，把我和各中队其它教员抽调出来，集中归在狱教育科的直接领导之下。那时，不管是本地犯人、还是上海来的青年犯人，由于文革多年动乱间，漠视学校教育、鄙弃文化知识的影响，全狱犯人的文化程度都十分低下、十分可怜，他们自己也大都有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狱领导则自改革开放后起，对文化和教育方面非常重视，把监狱办狱校当成监狱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在全狱学校的筹备、考试、编班等工作过程中，我也尽了我当尽的本分。正式开学上课后，我也尽了我的力量教初中数学。教育科长在全厂大会上表扬了我；政委等也亲自来校看我备课和视察；有的干部还特意来课室里听我讲课。同作教员的犯人，我们彼此间也配合的比较好；其实他们大都比较年轻，有许多长处我不及他们。总之，领导很重视狱校工作，干部们和狱校同事们、待我也都很好。犯人寄出或寄进来的信件，平时很严，都得经干部队长的严格检查后、才能交给犯人或代邮寄出。1982年，上海有弟兄寄来一本中文新出版的圣经，就被一位队长扣住不给我。那时，我已十八年没有圣经读了。进监时被搜走、带在身边的一本小圣经（新约附诗篇），也被狱方丢失了，对圣经真是饥渴得很。感谢主，我大姊1983年试寄了一本英文新旧约（钦定本），队长一看是英文书，就给了我。宝贝呀，又能看圣经了。每天提前早起一个多小时就到教室里细细阅读。1984年，大姊又试寄一本中文的旧约串珠圣经；干部队长对我越来越宽，把它也给了我，使我又能恢复看到了中文的串珠圣经。那时（1984年至1987年），我寄出收进的信件很频繁，尤其是《主内交通》（用抄写的办法）往往很多很长，干部们对我的信件，没有太细看就给了我或代我寄出。总之，领导或队长们大都对我很好、很宽松。
三、出监前的最后一次属灵争战
如果以我在监内所在的单位为阶段来分，从我由平罗玛钢厂监狱、1979年2月调到银川风机厂监狱、分配在四中队裁纱工序起，到1982年8月调出四中队去直属教育科领导的狱校止，我在四中队内约有三年半之久；而从1982年8月至1987年5月底出监，近五年，则一直在狱校里工作。但从属灵争战的性质上，却不能这么分阶段；该以如下分法：在1981年5月底以前，即宁夏高等法院以弄虚假、冒名顶替的手段、把“确实悔改”之名和减刑（无期减为有期六年）的改判措施强加于我之前，无论是在平罗玛钢厂二中队（约八年）、还是银川风机厂四中队（约二年多，共十年多），都应该算为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平罗和银川的狱领导都没有再用强制的硬办法，最多只用软办法。在软办法中，我若继续拒绝，政府无法给我减刑而已；即使有一点点争战，争战的方式也很缓和，没有太激烈的冲突。但从1981年5月底，法院给我减刑以后、至1987年5月底出监、这六整年间，是另一个阶段了，争战的性质已经大大不同了。这是我出监前的最后一次属灵争战，同时影响到出监后的整个争战。
1、神吩咐我出监后的第一个限制
出监前的最后一次属灵争战，表面上，我与狱方没有冲突、融洽得很，跟法院之间虽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也只表现在我给法院的一张呈文上和我退回裁定书的行动上而已；此外，我无法用其它方式或行动来表示我的坚决拒绝。法院呢？它倒很简单、也很巧妙，用的是软中带硬、欺骗里带强制的办法；它既不询问我、不理睬我，不驳斥我说我无理，又不改正其不合刑法的错误裁决，而是等着、拖延，等到六年一满，就让监狱来强制执行其对我的裁决。法院是这么个作法；神也指示我，除了必要的公开呈文拒绝、和退回法院裁定书这二行动以外，不去跟法院多费口舌、多作纠缠。另一方面，神用赵监狱长第三次谈的话来启发我，对监狱的执法职能，必须顺从、照办（如同顺从神一样）。因为，前者是污辱神的、可憎的（不单是它污辱神，更主要的是，我若接受它的裁定，则我也污辱了神）；后者是圣洁的、从主来的。等到那天、顺从监狱执法、出监以后，具体地说：报户口，每月领生活费，领粮票等票证，住一间房，在职工食堂吃饭或自己煮饭煮水，自己购物，订报，收发信件，……等等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当然，大都比监内便利一些或方便很多），凡是与服从监狱执法有关、因出到“墙外”而导致有关条件上的变化，都是圣洁的，从主来的，是主赐给我的条件变化。但是，我是否回南方或去别处，是留在风机厂这个监狱单位（作为“留用职工”？），还是上别的单位去作什么工作，甚至若去参加教会聚会、或作些传道工作，则都与监狱的执法无关，监狱执法不管这些。这些事情纯粹属于高等法院开虚作假，所给予我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有公民，才能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犯人不行，犯人没有这些自由；只有公民才能去南方或任意想去的地方，犯人不能；只有公民才能参加任何单位、作任何工作，犯人不行；只有公民才能任意参加聚会、或作传道工作，犯人也不能。对于这后两件事（聚会和传道），不光是有没有神的差遣，有没有传道恩赐等其它条件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问题。这许多公民权利和自由，都是法院用我已“悔改”的名义、欺骗的手段、所强送给我的肮脏礼物。不是出于神，而是撒旦的诡计；不是神给的，是撒旦的试探给的。神所给的都圣洁，撒旦给的不管多么漂亮、多么实惠，是污秽的、有毒的；其毒不亚于夏娃所得、好看又好吃的果子。我不能要、不能享受，必须拒绝，神仍然要我拒绝它，即，要我自觉地站在犯人的身份和地位上。不过不是“墙内犯人”，而是“墙外犯人”，或说“墙外无期犯人”罢了。神在这个六年不短的时间里，使我越来越清楚，这是神在我出监以后，神向我所定的旨意，也可以说，这是神所给我（不是人给我、法院给我）出监后的限制之一。对于我出监、作了“墙外犯人”后，神所给的不少好条件，我感谢主；但不能得意忘形、决不可以忽略神给我的这个限制，必须自觉，认真遵行、坚持到底，到离世，到主来。
上面提到，神限制我，不要我去享受法院弄虚作假所给我的肮脏公民权利和自由中，有参加教会聚会和传道二个方面，这对我是很作难的。对于神所有的仆婢和主内肢体们来说，这二个方面都是多么宝贵的福份，多么重要的托付。但对我来说，本不该出监而不得已出监以后，因着我犯人的身份和地位，神仍然不许、限制了我在聚会和传道这二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我在监时被剥夺了这两个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一样。虽可惜，却不能。因为主所交给我不交代（罪行）、不认罪、不悔改的见证和争战并没有结束、此仗还没有打完；我还没有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脱去了犯人的身份和地位，无愧地作一个正式公民。这个仗对我来说，是主持续交给我重要得多的见证和争战。我跟正式公民、还不是同一类。
神给予个人的托付，并不都相同，不能随自己或别人的意思行。那么，出监以后，我与主内长者们和肢体们之间的通信来往呢？如果有主内长者肢体们来我住处看望我或彼此交通呢？行不行？我也为此在主前寻求考虑过。行，太行了。这是探监性质，完全符合犯人的身份和地位。一个“墙内犯人”，尚且可以与监外通信交往如我在监中最后几年，能很“自由”地上监外亲友和主内肢体们的通信交往一样。他的家属亲友尚且可以去监内看望他、彼此谈话等；何况我这个“墙外犯人”，岂不更为方便吗？这是圣洁的，是神给我的好条件，我更可以充分利用主所给的这些好条件，作父神所不限制我作的事。还有另外一些出监后所具体遇到的、比较琐细的事，是作好、还是不作好，是可以特殊情况特殊通融呢、还是不可通融呢；主都一步一步具体地指引了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2、神吩咐我出监后的另一个限制
有了上述这个限制，够了吗？不够。神在这六年中，越来越清楚地指示我、让我明白，在我守住犯人的身份、站好犯人的地位，自觉地不享受与监狱执法无关、纯粹由法院弄虚作假所给我的肮脏礼物、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外还必须有抗议法院所强加的“悔改”之名、拒绝这种弄虚作假的行动表现。
神让我看到：这种抗议和拒绝的行动，就是定期禁食。就是类似我1968年和1970在平罗玛钢厂所经历过、比较长期、三天吃一顿的那种定期禁食方法。所不同的是：那二次的定期禁食、是狱方强迫我如此作的；而这一次出监以后的定期禁食，是父神要我如此作、也是我自觉自愿如此作的。这种定期禁食不是绝食，其目标不是饿死或求饿死；而是一种抗议表态、拒绝行动。从以往多次禁食的经历来看，我心中有一点数，这种定期禁食，一般说不会饿死的；虽然很快会显出瘦一点，但只要不同时经常作重体力劳动，那么瘦到一个程度，就瘦不下去了、长期稳定了。不但身体不会垮掉，还能继续长期坚持下去，也不会伴生其它疾病。若是在禁食那天，能适当地吃饱一些、多吃一些，而且每次吃的饭都配置好一定不同成分的营养料，则健康情况会更好一些。神在已往年日中已经给了我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但单靠这些经验是靠不住的，因为我并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若发生了意外，我身体因此垮塌下来，仍然是可能的。但既然明确是神要我这么作，那就是我肯听主话、或不肯听主话的问题了；既是父神要我这么做，那么我身体健康或是不健康、垮下或是不垮下，主都负着我的责任。这些过去主给的禁食经验是个恩典，却是很小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定期禁食的意义。这个定期禁食的意义，不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也不是为着病人或被鬼附着的人禁食祷告。不是向着神，而是向着弄虚作假、强加我“悔改”之名的法院掌权者，向着躲在这件事背后的魔鬼撒旦。不是为要向主祷告什么、求什么，而是抗议、是拒绝。倒是跟世人某些被俘虏者、或受政治迫害者、在狱中所进行的绝食斗争的意义相类似。这种斗争语言，连不认识神的法院掌权者也能听得懂、能领会；我却对法院不构成政治威胁，并不以死亡来威胁法院。我这个定期禁食的行动若持续下去，就是用行动是向法院宣告着：“我没有悔改过，你的裁定说错了，不符合刑法第71条不应该减刑、不应该释放我。”假如我这个定期禁食的行动坚持到死，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向法院宣告说：“我是个死不悔改的无期犯人”。这个宣告，并没有对法院或政府掌权者起什么威胁或压力作用，却是一个“不悔改”的公开见证！至于“定期禁食”的具体作法方面，父神也引领我对过去的经验、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三天吃一顿”，老得计算天数，容易记错、自添麻烦，故把“每三天”改成“每周一四两天”，就好记了。又“一顿”，在出监后头一个多月的实践中，这“一顿”的饭量很快地越增越大，这“一顿”慢慢嚼细、停停又吃吃，吃这“一顿”所花的时间越拖越长，无所谓“顿”不“顿”了，实际上是吃一“天”。故又把“每三天吃一顿”修正为“每周一周四吃两天”。这样就方便了，也容易掌握。这一天的吃饭，尽可能地使吃的量多一些。现在出监已经十二年半，坚持这种“定期禁食”至今。
3、坚持不离开银川风机厂一步
在监内狱校里教书，离释放出监之日越来越近了；父神所给我、出监日开始及以后的二个限制，也越来越清楚了、明确了。可是，在与三哥等亲友、和不少主内长者与弟兄姊妹们之间的通信交往中，许多长者和弟兄姊妹们、是很不同意我这样作的，或最多是十分勉强地算是同意我、不反对我。尤其是我的三哥三嫂，他们不同意我拒绝法院的减刑裁定，不同意我拒绝离开银川和风机厂监狱单位。他们已经在新租的房子中，给我留了一间房间，摆了一张铁床让我住；三哥自己则打算在我出监之日，再次来银川风机厂，接我同去福建泉州与他们同住。我心中很着急，我绝不能离开银川和风机厂，不能去外地，这是神已经给我的二个重要具体限制之一，是有关神所给我见证任务的大事。我在信中多次迫切劝请三哥，这次千万不要来银川风机厂接我；万一来接我，我会跟三哥反目的、翻脸的，因为这是属灵争战。不是别的小事。
不但三哥要在5月底我出监日来银川接我去福建三哥家，狱领导方面，也是这么打算，要在我出监之日，把我妥善地交给我的亲哥哥。那么，对狱方来说，狱方就算尽了对我的责任；把这件事办好了，狱方也可以放心了。专负狱校直接责任的教育科副科长，在1987年4月间找我几次，告诉我狱方皀意思，并要去了我三哥的地址。我昊确地告诉副科长说：我坚决不离开银川，不离开风机厂单位，不去南方；也不做为留用职工，在狱校里继续教课。（留用职工是公民身分，那年我六十一岁已过了退休年龄）。几个星期中，狱方先后写信给我三哥、请他及时来银川，接我同去南方。副科长也告诉我，狱方的信已经发出，到出监日，狱方要派人送你们上火车；等到车开以后，即使你要把头碰在石头上撞死，我们也不管了，政府已经尽了责任。我迫切祷告，仰望交托主，既是主所给的二个限制，就求主成全。一方面我也接连再写信，请三哥那时候千万不要来银川接我，免得造成我属灵争战的局面复杂化；另一方面我心中作好了准备，若狱方强制我上了火车，则即使被大家当作疯子、出尽丑相，也要找机会跳车，爬也要爬回银川风机厂，决不离开。
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事情顺利解决。三哥在收到狱方二次信件后，原打算还是要来银川，但神安排正此时，他们的儿媳妇忽然临产住院，生下了唯一的宝贝孙儿，哥嫂侄三人忙着轮班护理，根本无法离开泉州。三哥只得回信给狱方，告知情况，“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及时来银川了。狱方见信后，无奈，只好改变方针和措施。我离出监只有三、四天了，狱政科长和教育科副科长二位干部，找我并告诉我：你哥哥来不了，狱方也改变决定，准备把你当作监狱里“养起来的人”留下，准备分一间房给你住，每月给你45元生活费。（这种在大墙之外“养起来的”单身老汉，风机厂已有四、五个人）。啊呀，真感谢神，这种“养起来的人”、不就是与“墙外犯人”的性质相似吗？犯人本身不管它有无劳动力，正就是国家“养起来的人”呀。还有三、四天就要出监了，抓紧继续准备行李。至于“出监日呈文”，早已写妥当、且已预抄了几份，将于出监那天，一份呈交法院、一份呈送给监狱领导。
这个出监前最后一次属灵争战非常重要，因为它为我一生属灵争战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出监后“墙外无期犯人阶段”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开了一个完美的好头。三哥没有来成，没有导致争战的复杂化，三哥未能接我离银川去南方，狱方也未能按原计划强送我上火车，免除了我被人当作疯子、跳火车、爬回银川风机厂等等丑相；而是名正言顺地不离监狱单位，正式作了监狱（风机厂）单位里“养起来的人”，完全符合神给我作一个“墙外无期犯人”的要求、身份、和地位。感谢赞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恩典和怜悯、智能和能力，是他垂听了我迫切的祷告，才把这出监的最后一仗打胜的、顺利解决的，奠定了出监后新的阶段（或许是最后一阶段）的良好基础、坚实基础。不但稳妥地初步满足了神所给我作好一个“墙外犯人”的限制；而且也能比较顺利地执行神给我的另一个限制——从出监日开始的长时间定期禁食。这二个限制，都是我下一阶段（或许就是最后阶段）始终一贯的底线、基础。
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见证及文集（第一卷）◎ 吴维僔著 (120字)(mag500t 2007-1-1 6:59 阅读 492)
怀念以巴弗爷爷 作者：hansiyu88 摘自《赞美网》 (390字)(mag500t 2007-1-1 7:02 阅读 382)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1－3章） (56千字)(复活之子 2007-1-2 14:32 阅读 647)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4章 (19千字)(复活之子 2007-1-2 14:41 阅读 376)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5章 (80千字)(复活之子 2007-1-2 14:48 阅读 323)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6章 (46千字)(复活之子 2007-1-2 14:55 阅读 283)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7章 (73千字)(复活之子 2007-1-2 15:01 阅读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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