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信息:  [返回]
序 号:83
标 题: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6章 (46千字)
发信人:复活之子  [发短消息]
时 间:2007-01-02 14:55:14
阅读次数:283
详细信息:
第六章 干部下放劳动阶段（1957.7-1964.7）


一、天津结婚与教书生活（1957.7-12）
1957年7月初，我带着连自行车在内的一切行李，到达天津以后，见到姊妹的家、与邻居是三面平房围着一个小院子连大门。左有两家是同院同大门的邻居，我们在里边，正面共一排三间。两边二大间是岳父母住和我们住，中间有过道和一小间，内有一小铁床和杂物。姊妹在此一年中，已在她亲属的帮助下、把一头的大屋油漆粉刷一新。我们暂不住一室，因打算先到北京去举行婚礼。北京那时有一位主的仆人徐弘道牧师，母亲哥嫂和我们请他在主旡下午为我们证婚，也有徐牧师所在教会中的一部份肢体们和我们在北京的亲友们，共几十个人一起参加了婚礼。我特意在所安排的简短“新人讲话”中，以太17：26-28的经文勉励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造中，要不忘记时刻儆醒、等候我们的主再来。
我们回津后，市教育局分配我在市区边缘的第46中（只有初中）教初中物理。1957年暑假，正是全国大搞“反右运动”时，第46中学的几个右派份子，也天天被斗得很厉害，我第一次看到运动接近于粗暴，“敌我”意识相当强烈。因为我学校离家比较远，得每天早晚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午只得在学校吃饭。在食堂里，教师同事们看见我在吃饭祷告谢恩，就感到特别奇怪；在教研组里，几个理化教师，看到我中午休息时，还要看圣经，也是如此；他们不但奇怪，而且是看不顺眼：“这个从上海新调来的老师，怎么啦？宗教迷信还这么深！哪能当个老师？”口里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肚子里对我满是问号，看不惯。同样是教书、同样是基督徒，但我也感觉出来，天津与上海，就是不一样；这也是神预先安排好的，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战斗岗位。我教初三物理，只有二三个月。有一次星期日，动员全校教师到附近农村里、集体割大白菜义务劳动一整天。我向校长请半天假，说，我上午劳动割白菜，下午请半天假回去聚会敬拜神。女校长没有说不准，许了，但心中很不高兴、脸色相当难看。至于我回去聚会后，他们背后议论些什么，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天津的教会和聚会方面。当然，天津的“三自”组织控制着所有的传道人，“礼拜堂”也越并越少，全天津市只剩下四个了。我去参加过几处几次聚会，了解到一个大致景况，却没有跟教会负责人有什么交通或联系，我也不想在“三自”教会里继续聚会下去。就按着主“无论在哪里，有二三个人（至少）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的应许和教导，每主日我与妻子二人就在自己家里聚会、并擘饼纪念主。有一次，我想买一两本圣经，并找到了过去买圣经的地方，有一位管理人员看守着。里边四围架子上都堆满了各种圣经，但管理者一本也不肯卖；理由是，这是党和“三自”的命令、规定，圣经不许卖、全部封存起来。我心中好生气呀，有圣经而不许卖，圣经是作什么用的？是主的东西，让谁给霸占了？我不知道这位圣经管理者是服事主的、还是服事党和“三自”的？谁是他的主人？又看到全国教会，凡不肯参加“三自”的，都被当作非法、被取缔、传道人和负责人被抓入监。是党和其傀儡组织“三自”，“颂导”着属神的教会、控制着神教会皀一切。
二、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和批准下放名单（1957.9-11）
暑假结束开学后，反右运动也结束了，平时的教学工作和政治学习转入正常。但暑假中被斗的那几个右派教师，在校中是连头也抬不起来的，谁也不敢接近他们，他们比众同事似乎矮了一头。我见到他们时，跟他们一般性的打招呼，这也被其它个别同事看在眼里。在那几个月的政治学习中，党中央号召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去体力劳动锻炼、与劳动人民（农民、工人）建立起阶级感情，站在同一个阶级立场上。这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就形成了一个热潮。党中央既号召干部、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去、参加体力劳动，学习作个农民、工人，以劳动锻炼来改造自己，大家就逐步争先恐后地表态、表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党叫我上哪里，我就上哪里；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愿意一辈子当个农民、一辈子当个工人。”等等，在这几个月的政治学习中，许多人表现积极，不但热烈发言，更用大字报写了《向党表态》和《决心书》，并且主动报名、申请下放。我发现，我在小组学习中的发言，不像过去那样积极、那样热情了，连一张“表态”或“决心书”我也没有写；但我也把这件事认真交托给主。假如是父神要我去农村当农民、或去工厂当工人呢？主不是已经呼召我、要撇得下一切、要背起十字架跟主吗？假如这就是主要我撇掉的，就是他要我背的十字架呢？于是，在主的引领下，在小组里，我简单且平静地表了态：若是需要我去农村的话，我去。心中作了“一辈子”的准备，且也填写了报名单。我回家跟妻子说了这事，姊妹没有表示什么。这个热潮的确很热烈，连许许多多心中非常害怕去农村、当农民的人，也不得不表现热情一些。因为他们心中有数，你越是表现积极越是不会下放你；但若越是不愿意、倒越会批准你。热潮结束，现在，大家就是等待由学校领导公布批准谁下放的问题了。这事新中国第一批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劳动锻炼，党中央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各方面考虑的很周到，工作也很细致。
最后，大概是1957年11月底吧，学校党领导批准下放农村劳动的光荣榜、终于向全校公布出来了！在一大块深红色的丝绒面背景上，二个金光光闪闪的名字贴在那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校中一名年青女卫生员。全校都轰动起来了；各班学生和老师，分成一队队，敲锣打鼓地来到理化教研室向我道喜，给我胸前戴上了朵大红花。我真成了个学校里的红人，许多人（尤其是学生）用羡慕、高兴的眼光看着我。可是，另外一位呢？大家乛要找她道喜，却是找不到人，学校一连两个月也没有能找到她。这倒使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十分作难、极其尴尬。大家还记得，在前几个月的学习中，她表现得多么热情和积极，贴过大字报“向党表态”、也写过“决心书”：“亲爱的党啊，你是我的救星，你培养了我，我最听你话；哪里需要我、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么，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人了呢？以后才知道，那些决心和表态、根本不是她心里的话，而是不得已只好这么作的，否则不行呀！现在一看，真的批准了她，真要到农村去，就吓慌了，立刻躲进她男朋友的家里去，使学校无法找到她。学校光荣榜上二个名字，却只剩我一个人。要是我再出点什么毛病，那怎么好呢？因此，我更成了学校里唯一的宝贝，唯恐我再出毛病，所以在各方面都关心我、照顾我，要稳定我的情绪；但看出我思想很稳定（因我在主面前认真考虑过，明白这是出乎主、是神的旨意如此的），就放下心来，一面仍然对我关怀备至。那天，我回到家中，尤其三个人一同吃晚饭时，岳父不说话，妻子却哭呀、哭，一点饭也吃不下去。我感到姊妹在主面前很脆弱、很娇嫩；我告诉她，这是神的旨意、我应当顺服，这就是主要我背的十字架呀。她总算最后也顺服下来了。她已为我制作了一件北方人羊皮里的“皮猴”，现在又为我准备了农村需要用的其它东西。
学校的党政领导，为什么要在全校一百多名教师职工中，单单批准我呢？这个问题我在当时一点不知道，也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只明确和认定、这事出于主的旨意就是了。但以后才知道，批准我是有原因和用意的，与前面所提，他们发觉我“宗教迷信”的概念很深有关；在这方面，领导和同事们对我都是很看不惯的。趁此下放机会，使我在劳动上、经过实际锻炼，可以真正认识到、体会到、不是什么“神创造世界”，而是“劳动创造的世界”。由劳动实际来改变我的“有神论”和“宗教信仰”，使我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唯物世界观，这才是学校领导当初批准我的主要原因和用意。党政领导要下放我，是这种具体目的和用意，然而，我所属的至高神批准我下放，却有与党政领导很不相同另外的目的和用意。前者的目的没有达到，相反，后者的目的却是达到了、成全了。感谢赞美主！当时我虽不知道领导批准我的目的和用意所在，但他们看到我一点情绪也不闹、甘心乐意去农村的这种情况，他们还都是很满意的。学校和教师工会为我开了一个全校教师对我的欢送会；会上有区教育局领导、校领导、工会领导等一一讲话，最后还有我的讲话表态。我在预先准备讲话搞时，心灵中感到，应该在众人面前、做好我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向大家讲话表态，特意一字一字地说到：“这次下放去农村参加劳动，我是在明确我所属之神的旨意，靠主恩典的情况下去的。……”啊呀，我这句话，使许多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别扭、特别尴尬。不管他们表情如何，我感谢神，用这句话来见证神的名和我是个基督徒。动身去天津北郊区北部刘安庄村的那一天，区教育局备了大卡车，我妻子送我上卡车，就与区内其它下放教师一起去了目的地。早已给我们编好了几个小组，有各小组长和中队长，分散住在农民家，每小组在一起自己做饭。农民在农村党政领导的组织和安排之下，为了接待我们吃住和劳动，也作了比较细致和周到的准备。各下放干部的工资，仍自己每月去原学校领取。
三、神给我一个新任务（1957.12-1964.9）
一开始（冬天，土屋冻得很厚很硬）劳动是挖灌溉河渠搞水利，要打冻方、抬冻土等。在劳动上，下放干部是与农民配合一起的；因工地离村较远，故中午不回村，自带干粮（叫作“饽饽”，主要是玉米面蒸制的厚饼子），在工地（或地头）吃午饭休息。但生活上，下放教师不与农民一起，而是按小组各自进行。每天有一定的学习时间；每二周放假一天（叫作“歇大礼拜”），可以回市区内家中休息，次日晨上工前得回村劳动。夏、冬，每半年一年有约一个月不参加劳动，在下放队里专搞思想改造的小结或总结评比（或加上批斗会等运动），不放假；随之有人员上的较大流动。旧下放的，有部分或几乎全部在小结或总结后，调回原校，恢复教师工作；新下放的又大批下来农村，甚至使下放队人数和组织大大扩充了。
八年多，我过惯了教师生活和学校环境，现在下放体力劳动锻炼，我发现，与教师工作和生活环境大不一样了。过去在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空闲时间；备课、上课、改作业、个别辅导、准备实验、开会、学习……工作和生活节奏非常紧凑，脑子经常绷得很紧，除了自己祷告读经外，根本就找不出时间和心思、去向别人传福音作见证，甚至闲聊。现在干农活（工业劳动也如此），实时干活时很紧张、很累，但每天上午下午、总有各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坐在一起休息；中午也有约两小时的吃饭和午休。在休息时，农民也好、教师也好，总是古今上下、天南海北，无所不聊。我是个物理教师，也常跟他们讲些日常科学知识，他们也很感兴趣。
中午休息时间可不短；我吃饭谢恩，“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他们，这是神给的饭（菜）、神养活我们，应该感谢父神。“不是劳动才能长庄稼，靠劳动人民养活的吗？”我又告诉他们，苡光靠人劳动，没有神造的水、没有祚造的太阳、泥土、空气，使人劳动了也长不成庄稼；何况人类能劳动的本领，也是神给的呀！……。中午我看圣经，“你看的什么呀？”“天主教、基督教，怎么回事？一样吗？”……。他们东问西问，什么问题都有。我就顺着所问的，一步一步把福音真理一点一点告诉他们。把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人如何不听神的话、犯了罪，招致咒诅、审判、灭亡的前途，神又如何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传神的话，替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受刑、赎罪，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白白洗净罪、称义成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等。我感到，我是个基督徒，不是不明白主的真理，当别人问到这方面的事时，我绝不应该闭口不说，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救恩真理、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心中也应该经常做好回答的准备。主也把彼前3：15的话光照启示给我：“（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作准备，用温柔的心回答各人。”过去神安排我八年多当教师，环境上没有条件尽这个基督徒的本分；现在神不叫我作教师工作，专为我预备了这个下放体力劳动的环境和条件，难道我这个普通基督徒（神没有托付我去作传道人、布道家、福音使者）的这一点点本分也不能认真去尽吗？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总共有近七年之久（1957年底至1964年秋），我越来越清楚，父神和主基督之所以要我到北方，又换了一个战斗岗位，就是为了托付我、要叫我坚持把这一点点小任务完成好。
这个年代，正是全中国范围内又恢复到再也听不到基督福音、再没有大光照亮的黑暗时期，且进一步进入了撒旦猖狂、教会和圣徒全面大遭逼迫的文革时期。我决不能在中国这个需要福音见证，却又听不到福音的年代，当别人主动问我时，我还以福音为耻。〔罗1：16提后1：8〕。“人若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会也忠心”〔路16：10〕。不在乎神托付的事是大还是小，却在乎我肯不肯在所托付的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并坚持到底。我不轻看主所托付我的这个小任务、小见证，就是当有人（不管是谁、是农民、是工人、是教师、是领导、是讥诮者、是辩论者）问我，或提到与主真理有关的事时，我就该毫无保留地、把我所知道的福音真理告诉他，为主作见证。这是神留基督徒在世上的普遍任务、起码任务。有时候，在见证中引起辩论，就用辩论方式把福音真理说的更清楚；有时，因见证而遭到别人讥讽、辱骂，就好好忍受，这是为主作见证时的家常便饭。其实，这种别人问的机会并不频繁；但只要有，就不放过，向主、向人尽我的本分；时间一长，积赳来的次数也不算少。有时，是在挖渠工地或田间地头与农民闲聊；有时，在小组里与下放老师一起生活，或地头干活休息之间；他们问我，我就谈；他们闲聊，我也用闲聊方式。其中，有人反驳、辩论，我就用温和的辩论方式。有时，是嘻嘻哈哈说笑话的情况谈起的，我也用轻松平稳的方式回答；有时，有人反对、斥责，我或适当回答一两句，或是沉默、忍受不语。
有一次，在天津市郊区黑牛城（大概是东南郊），全市各下放队都集合在一起挖河，工程很大、人数不少，每天干活很长，星期日也不休假，主要是挖土抬土。在一连好几天的抬土中，有人以讽刺讥笑的口吻，大声问我许多问题，我也一面抬土、一面大声回答。许多人听了感到新奇，也有兴趣，少数人插一两句参与，但大多数人只是一边干活一边听。几天以后，（大家晚上都在附近一个小学校里睡觉），大队一位领导晚上专找我谈话，严厉禁止我在工地上谈“宗教”（福音真理）方面的事。我告诉他：他们若不谈起不问我，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任何人说过什么，但如果别人主动说起问我意见，我是个基督徒，为什么我所知道的福音真理，不能回答和告诉他们呢？大队领导没有话，可是他很不高兴，并禁止我再说。
又一次他晚上叫我去谈话，说我是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宪法，宪法中只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传教可不是自由的，你传教就是违背宪法、违背党的政策。我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为主作见证，尤其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更该如此；这是神和主耶稣亲自交托给我们基督徒的任务。你说违背宪法和党的政策，宪法是谁订的？是党领导下的人民订的。宪法不许，神要我们作，两者矛盾、互相抵触，基督徒听谁的？神大呀，还是人民大？党大呀，还是主耶稣大？当然神比人民大，主耶稣比党大；两者冲突时，我们该听从神、听从主耶稣的。谈话又没有结果。
大队中有一位女的领导人，她也找过我谈话；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来，她对教会很熟悉，话很内行，大概过去他也曾是教会中的基督徒，但肯定后来不是了，“放弃信仰”了。又过些天，一天中午大家刚吃完饭，坐靠在路边休息，我自己拿出所带的串珠圣经在看，旁边有二三个下放者（右派）见到后与我闲聊，闲问什么天主教基督教呀。正刚闲问时，那位女领导人走过，一看见我们，就发了脾气，大声苛责：“又在那里散布宗教迷信了！你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可干了？还不快快起来干活去？！去！都起来！干活！”（大家还没休息好，那根本不是干活的时间）。那二三位跟我说话的右派一听，脸色都吓得铁青，其它人也都心中埋怨我们几个，只不过口中没有说出来（无可奈何地集合起队伍，提前近一尋时，去河边勉强地挖着河。从此起再也没有人敢问我什么话，直到工程完毕之日。
四、下放劳动的目的：改变世界观和人生观（1958.7）
1952年在上海“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遇到过，即教师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的问题和要求。但现在，环境和条件跟过去不一样了，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具体是，干部下放体力劳动的目标和用意问题。党中央开始号召干部下放农村时，只说是为了叫干部“劳动锻炼”，并没有公开提过其目的是要求干部转变世界观和人生观；否则，我肯定是不会报名的。即使学校领导上肚子里批准我下放，是为了改变我“神创造世界”的观点，变成为“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但领导从未向我宣布过、或透露过这个目的。
1958年夏天，下放队半年思想改造小结运动中，在学习文件上，党中央才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目的（用意）是：“促使干部改造成‘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换言之，干部下放的目标是，促使他成为马列主义者。（这与1952年思想改造时陈毅市长代表党中央号召我们“与共产党作长期的朋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根本不一样了）。我一看到学习文件如此明告，就立即在小组内公开说：“我是个基督徒，且永远是基督徒，不可能、也不打算这样改造和转变成为马列主义者或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就是说，我没法响应（或说，拒绝）党中央对我的号召。”并立即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下放队领导上。在我们个人的半年小结中，第一、思想改造，即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第一项（其它还有 第二、生活艰苦方面，第三、劳动生产方面，第四、政治及宣传工作方面。）
我的小结，第一关就上了礁。半年小结以后，中队里有一小部分被认为改造表现好的下放教师就调回原校去了（好象是毕了业、镀了金那样）。同时，又有大批新的下放者来到农村，中队变成很大的大队；刘安庄村太小容不下，大队搬到不太远的北郊青光镇去。在过半年（即1958年底）冬季，首批干部下放一年以后，第一批下放剩下的几乎全部的人员都（毕业）调回原校去（又有新的不少教师下农村），只剩二个实在通不过去的教师，因达不到“合格标准”，只得继续留在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我就是这二个其中之一。在这次一年总结过程中，小组长为我可惜，公开在组里对我说：“要是光按着你的生活艰苦方面、劳动积极方面、和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来衡量，你够得上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但你的思想改造方面、就过不亂关啰。不过，即使你思想改造过不亂关，还可以算作‘宗教信仰’而勉强放你过去；然而严重的是你散布宗教迷信的传道方面，事情就过不去了、砸了锅了。”
从我们第一批干部（都是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下放起，每半年都有不少人来，使下放队变得人数众多。第二批起在几批下放的人中，都可以分成三等人。地位最底的是右派分子，人数不少，他们（男女都有）在下放队里，似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服从而已；中间一等人，虽然不是右派，但他们各自的背景多少有点政治问题。这两等人不管才干如何，没有资格当小组长。高一等的，才算是真的下放干部，他们政治上“没有污点”，只有他们才有当组长的可能，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或原学校领导，他们在下放队里仍是大队及以下的各级领导成员、领导核心。这三等人似乎地位很不同，政治界限制划得很清，右派是不敢抬头的。我虽是不合格，继续下放劳动的，还仍算是第二等，算是下放干部。有一次，还有一个多月我被任命为小组长。一当组长，新下来的组员们对你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向你恭维、尊敬、讨好、百依百顺、因为你手中有一点权力。我很不习惯这些事，也当不好组长，不懂权力这一套东西；感谢神，不久就换了别人，我还是安心地当我的组员。
有一次，我记不清是1958年秋、还是1959年春，右派等人下来农村以后，下放大队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问题。（大字报贴挂在晾衣式的绳子上，使大家都能看到）。大家就都积极写，共有好几百张。大多数大字报的批评揭发矛头都集中在二三个不太“老实”的右派或有背景问题者的身上，也有少数大字报的批评矛头是针对别的几个人。大队里就一连好几天开批斗会，先后一个一个批斗，被批斗的人站在前面、低着头交代问题、回答问题。那二三个人先后被批斗的很厉害，大家都对他们很凶。责问、怒骂、揭发、追问、喊口号，用手使劲按他的头，场面十分紧张。被批斗者的苦脸模样，至今在我印象中刻得很深。这几百张大字报中，也有十几张是针对我写的，内容是：为什么有时听见你口中哼着宗教歌曲？为什么你向别人宣传散布宗教迷信？为什么你身边经常带着圣经，休息时候看？……等等，诸如此类。有一个右派，他一面写大字报尖锐地攻击我，一面又在暗中向我道歉，似乎表明他写这张大字报是不得已的。在那些天里，我面临的压力一直很大，我也把这些事交托给主，可是身上压力仍然不小。
一天中午，我挑起一付空水桶，要去一里多外处打水挑回来。但前面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我尚未走一小半路，大雨滴子却已向我打下来，电光和惊雳闪在眼前、响在头顶上，眼看一场债盆大雨、马上就要倒了下来。路是泥土路，等到打完水，肯定路都成为泥浆了，挑着水摔跌滑倒已在所不免。泥浆路难走更无法挑水。正此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当然是主赐给的），竟伸直右手、向上挡着雷电与雨滴，大喊一声：“打住！”啊呀，好象当年主斥责风和海一样，雷电很快停了下来，大雨滴子也不掉了，乌云也渐渐退走了！我想起主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成就。”我顺利地继续往前走，打了水，挑着两满桶踏着干土路，回到住处。我从小到大，向来没有见过一次神迹，更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那天在危难、威胁、压力之下，神却用这个神迹来安慰了我的心、壮了我的胆，使我确实知道，我的神活着！是他管着天地万物！批斗运动过去了、结束了，我却平安无事。不是我自己“属灵”，自己有什么信心，而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主自己会赐给我足够大的信心。
五、重要的属灵原则——不回答（不交代）（1959.7）
1959 年夏季，也就是我下放农村一年半后，又逢大队里搞半年思想小结。我的小结还是老样子，第一关思想改造，即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就突出矛盾摆着，公开说我不打算进行这种改造或转变，那就不是有没有人“帮助”我、“促使”我转变的问题了。下放大队长来找我，我们在农村生产队的大院里，同坐在一条长凳上。他根本不提我思想改造小结的事，却告诉我，领导要求我写一个有关我的材料，就是（当有人问我或提到有关“宗教”方面时）我向别人“宣传宗教迷信”的事。他叫我好好考虑、详细回忆自从下放到农村、一年半以来，所有这方面的事写全了，一件事也不要遗漏，都把它列出来。每一件事要写明白四个方面：即：（1）时间，某年某月某日何时；（2）地点，在地头、或挖河工地、或村里街上、或小组里、或行路中，等等；（3）当时有哪些人在场，你对他们说了哪些话（指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话）；（4）他们对你的话有什么表示或反应。每一件事情、都要写明这四个方面，越详细越好。他着重说，不要求我作什么认识和批判，不用管这件事对或不对，主要是把每一件事实写清楚。写完了交给他。我对他说：我们作基督徒的，若有人问我们什么，我们就有责任把我们所知道的的真理告诉别人，这事正常的事是基督徒正大光明的事。我向来是公开说话，从没有在暗地里偷偷摸摸说什么、作什么。他沉思一会儿，对我说：是呀，光明正大的；既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写在纸上呢？唷，我似乊感到，突然遇到了新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的确，我们这么做是光明正大的，但是不是应该一一写出来、交给他呢？我不明白神对这事的旨意如何。我就直直告诉他：这事对我是个新问题，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这么作是光明正大的，但要不要写出来交给你呢？我要求你给我半天假，我可以回到住处、专门为这个问题祷告神；等明白了神的旨意，我再回答你。（思想小结期间不必劳动，我的小结已写完，时间很富裕）。他一听我要请半天假祷告。“不行！”我就说，要是不行的话，我就没法回答你了，因为我不清楚神的旨意。他抓了抓头，想了一会儿，对我说：那就这样吧，你不要回住屋去，你要祷告，就在这儿祷告吧！说着，手往背后指。在我们背后，是院子一边的很长一间大屋，靠院有一排玻璃门和窗，那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会议室，现在无人。我说：“好呀，神无处不在，我就在这里祷告吧。”他走了，我也推门进屋，感到压力特别大，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就走到一个角落里，坐在凳子上。压力很大。我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们为什么要我写这些，写这些干什么用；我只专心向神迫切呼求：“神啊，这件事我实在不明白你的旨意究竟如何，求你将你的旨意指示我。”感谢父神，我迫切寻求神的旨意，他一点也没有耽误我、拖延时间。立刻，神让我看，好象看电影似的，回想到主耶稣当年在大祭司面前受审时约18：19-24，可14：61，太26：62〕，大祭司曾盘问主，你传道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事、有哪些门徒跟你在一起等等，要主向大祭司交代明白，招供出来。主是怎么对待的？交代过一句话、一件事没有？招供过一个门徒没有？主连一句话、一件事（在大祭司看，这些都是主耶稣的罪行呀）也不交代、一个门徒（在大祭司眼里，这是主耶稣的同案犯、同伙人呀）也不招供、不牵连。许多人控告主，说他说过这话、做过那事；主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句话也不回答，随他们告去。既不承认那件事有、是事实，也不辩解那件事没有、不是事实，与事实有哪些出入；主都没有说。除了该作的见证的话，如：问主是否是神的儿子、基督、犹太人的王等，主会回答以外，坦白交代（罪行）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对于希律王的好奇和试探，一句也不回答；对于彼拉多的不理解，则有见证该作。主自己的榜样，使我的眼睛亮了；主怎么作，我也怎么作。主不回答，我也不回答。主如此立刻垂听了我的祷告，使我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也立刻就把迫切祈求，转变成感谢赞美；并站了起来，走了出去。从我坐下祷告、到站起来愛谢赞美，共约十分钟或多些。我找到了大队长，对他说：我明白神的旨意了。大队长也感到惊奇、高兴；请半天假，至少得几个钟点吧，怎么这样快呢！好，好；在院中坐下，你怎么样啦？他满脸笑容。我说：“大队长，我清楚神的旨意了；你刚才叫我写的那些东西，我一个字也不写。”马上他对我沉下脸：“为什么？”“因为我的主耶稣，当年他就是这么作的。”大队长生气呀，脸色铁青，大发脾气，破口大骂；我因着清楚明白了神在这类事上的旨意，心中十分喜乐、平安，恭恭敬敬坐着听他发脾气、听他骂，一声不吭。（其实，下放大队部，已经商量妥当，要先在我的小组里、再在中队里、最后全大队里，逐级对我开批斗会。只是很缺乏批斗的具体资料，所以让我先自己提供，把一件件事都摆列出来，再加上别人所检举揭发的，作为批斗的根据）。现在我什么也不写，就完全打破了、搅乱了大队原先的计划。到末了，这个批斗会也没有开成。一切都有父神在那里安排、挡阻、掌握。感谢赞美主。
这个大队长要我写交代材料，我一个字不写的这件事情，完全不单单是一件个别事、具体事的问题，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尤其在属灵的争战上。在1959年夏、发生这件事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重要原则。自从作基督徒以来，只知道应该诚实、不说谎话；不管是谁，问我什么事，只要我知道的，都实话实说，向来如此。主也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决不能把“是”说成“不是”，也不能把“不是”说成“是”，神都不喜悦。但是，在基督徒受逼迫患难的时候，在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却被人当作“非法”或“罪刑”来查问之中，在那些与神为政的掌权者面前受审问的情况之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基督徒在仇敌面前也不能那么“天真”了。“弟兄们，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林前14：20〕。如果在神的仇敌且是掌权者面前实话实说、有问必答，那就无异于出卖主内肢体，出卖神的圣工，等于出卖主，替神的仇敌服务，上了当、受了骗。可是，因此，又有不少基督徒、甚至不少神的仆婢们，就主张说：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可以说谎，以欺骗仇敌，而且把这种说谎欺骗的作法、误称之为“灵巧像蛇”。但主说的“灵巧”，并不是指谎言和欺骗说的，因为主明说：“说谎是出于魔鬼。”〔约8：44〕。虽然在圣经中（主要是旧约时代）能找到几个说谎的例子，这些例子都不能当作榜样。感谢主，主不但教导我们不要说谎，主自己也作出了美好的榜样；主，他在神的仇敌、大祭司的盘问追查面前（既没有“实话实说”上仇敌的当，乛没有说谎或编造假情、来欺骗诓哄大祭司，而是不回答、不交代、不招供。其实，主所说的话、传的道、作的事，是父神所托付给主、需要主来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与根本不认识神、与神相敌对的大祭司何涉？何关？要交代、要交账，只要向差子来的父交代或交账，有什么理由、要向那个与此神圣任务无缘无份、且持敌档态度的“掌权者”去作交代呢？他能掌此权吗？他配掌此权吗？主不说谎、不编造，又不“老实交代”，就是不回答，真是作了我们的好榜样、真是遵行了神的旨意！赞美主、感谢主，今天让这个不配的我，也遵行了神在这方面的旨意——不回答、不书写、不招供，而且以后逐步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应该这样做。然而，在此日之前，我是不明白这个重要原则的。
曾有一次，我还在上海同济中学时，1956年吧，有外单位的一位领导人、来我校找党支部书记（女副校长），他要跟我谈话、了解一件事。我去了党支部，他拿出一张一个年轻人的照片，问我，你认得他吗？我记不起了。他提醒我，就是1951年夏我“控诉”的那天晚上。我记起来了，就是全场大乱时，迅速靠近我，并夺走我的控诉搞，又坐在我旁边监视我的那位爱主的年轻弟兄。那位领导人详细问我，那天晚上那位弟兄对我如何如何。我平时说惯了实话，并不懂得这个重要原则，就把那天晚上我“控诉”将完前、全场大乱时，那位弟兄所作的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弟兄正是那个单位的人员。我事后推测1956年这位弟兄很可能正被当作“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有关成员，而遭受他单位的追查和批斗。在那个单位领导人的眼中，我的控诉正确，是代表进步分子的正面人物，那位弟兄却是代表反动分子的反面人物。）他听完，就叫我把所说的写在纸上给他，他就走了。事后，我心灵里对这个说“实话”、写“事实”一直不平安（是否可能因此而伤害了弟兄），却又不明白我错在哪里。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年不应该说（交待）、也不应该写；可我自己受污损、受难为，也不应该把主内弟兄去交给迫害神子民的人。当年我因不明白主的旨意而作错了，神会饶恕我的无知和亏欠，不严厉地向我追究责任；但今天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重要原则和主的榜样以后，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仍然要“老实交待”，导致出卖弟兄的话，那父神就不能在饶恕我了，必要严厉地跟我算帐了。这个原则，对我后半生的争战，特别是下监以后的争战，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既是争战的前提，又是争战的基础。不然的话，就谈不上、也不会有以后的争战，更谈不上争战的坚持和得胜了，耈只能是叫我向仇敌屈膝、投降，被撒旦牵着我的鼻子走。
六、在工厂当工人的两年（1959.12-1961.12）
上面那件事以后，农村里的下放大队对我有点作难，既无法搞对我的批斗，长期的农村劳动、和每半年的小结总结等改造措施又对我不起触动作用；对他们大队领导来说，我也成了大队里的一个累赘。于是，在1959年底冬天，也就是我下放到农村二整年时，由领导（区教育局和农村下放大队）决定，把我和另一个也很难改造的下放教师，调往天津东北郊，一个区教育局办的棉毛加工厂里当工人去。那个厂不大，总共只有几十个员工，多数工人是从附近农村里招收的男女工，少数是原教育系统的教师（大多是右派）。厂里没有什么下放组织，也从不进行小结总结，看意思是长期当工人下去了。
在这里我再补插几句：我在农村的二年劳动中，所干的具体活主要是：挖渠、田间杂活，集体猪厂里养猪，借调到别的单位或行政部门去搞宣传工作（画图、写标语、写美术字等），在公社菜园子里打辘轳灌水（这个活干的比较多，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好身体、有力气、能胜任这个重体力劳动），上天津市区掏粪、运粪、晒粪、积肥等。在农村劳动的粮食定量一律每月四十五斤，不算少；但我的饭量大，实际上要吃五十斤粮才能吃饱。那时在农村里，有过一场很短期的“人民公社”运动热潮，即毛主席坚持的“三面红旗”之一（总战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其标志和特点是“吃饭不要钱”，可以随意吃饱饭，吃得农民和我们大家都高兴呀，大加赞扬：“人民公社真好呀！”可是，高兴没有多少天，很快就结束了，接下去就是三年灾荒（称作“自然灾害”，实际上是自然灾害加上人祸），反了过来，有钱也吃不饱了，大家都愁眉苦脸、感到苦了。我只好用粮票去买麦皮（一斤粮票可以买三斤麦皮）、掺在粮食里充饥，一连几年都是如此。
1959年12月起，我在工厂劳动，这是个棉毛加工厂，工艺简单，只几个工序（车间）。原料是大包小包（重的每包一百多斤，用人肩扛）、各色各样的毛料、棉料、麻料、纤维染料，大多料是别厂弄下来的下脚料（少数还带有臭味），先由约七、八个人的“配花”工序按比例拆色、散开、铺开成一大片（比篮球场小），约一尺多厚，一杈一杈翻起，推到旁边“开花”车间（工序）开花机的进口前堆积。开花工序只一台大开花机，只二个强劳力工人，一个进料，一个出料，由开花机把原料初步打碎、混合，堆积到车间一角落很高很大，以供应最主要的“弹花”车间（工序），约八、九台弹花机所需（每机一个女工负责）。弹花机把花弹得更细更匀以后，送到“打包”工序，由三个打包机打成大包出厂，就可供别的纺织厂纺织成棉毛毯、棉毛衣裤等成品。另有一个木工车间管机器修理。我起先被分配在“配花”组干活，算是干得不错，最重能扛一百零几斤的大包，但再重腿就发软、站不稳了。
父神调我到棉毛加工厂来，却不光是为干体力活而已，仍是下放农村开始时，所交托我的见证任务：当有人问我涉及我所信的福音真理之时，就把福音真理和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别人不问、不提时，我也不主动向别人说什么。日子一长，厂领导对我的这种做法很头痛，甚至很厌恶。不光是厌恶我回答别人为主作的见证，实时是看到我休息时看圣经，也厌恶。禁止我说、禁止我看圣经，说：“这里都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不是你看圣经或传教的地方，你到‘礼拜堂’里看圣经传道去！”但他们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治”我、“罚”我，因为不是我主动传教，是别人先问的；休息时看圣经也没有妨碍谁。
约一年后，厂领导中有人想出办法来了，把我调到各个工序中最脏、最累、最苦的开花车间去当出料工，配上一个强有力的进料工，让进料工加快进料。这一台开花机必须“吃得消”上工序七八个人的配花（大块）堆积，又必须“供得上”下工序八九台弹花机的需要，所以工作非常紧张、几乎忙个不停。进料工是大块大块的，好进，加紧些并不太困难；出料工却是松散的、不好扒，不但必须用木杈子紧扒出口处，还要随手送上堆成很高的大堆。大机器不停地转，出口不停地出，稍一慢，出口处就被花所堵住、堵紧、堵死，得停机通堵，给自己找了更大麻烦、加大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所以，人要跟得上机器转、动作不得稍停，紧扒出口、紧堆高堆。不但如此，出口处的小车间空气中，飞花满屋，甚至看不清东西，不到二个钟点，就满头、满脸、满身、口罩内外、眼镜内外，全是厚厚的飞花，即使戴上两层口罩、鼻孔里依然塞满了飞花等脏物。休息时，全身好象瘫了下来一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洗，只得熬到傍晚下工时才能慢慢去洗。工作日天天如此，又累、又脏，加上三年灾荒吃不饱饭，身体和力气就逐渐感到顶不住了。日子一长，几个月近半年下来，实在感到“苦呀”。过去的各种劳动，似乎都没有这么累过、苦过，我在神面前流下眼泪了。“神啊，你若看为好，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苦境，我身体和力气顶不上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在主面前这么祷告祈求。感谢神，他是有怜悯的神，他看到我的苦情，他又是听祷告的神；在我祈求后不久，厂领导就把我调到别的工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调我离开这个工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昫神听了我在软弱、支持不住中的祷告。
厂领导又在商量怎么治我了；有人说，这个人是不能跟人待在一起的，叫他天天放羊去吧。（这是事后有人告诉我的）。厂门对面拐脚上建有一个羊圈，内有厂里的二十几只大小绵羊，我就天天拿着赶羊的长鞭放羊。厂领导是这么想，这么作的，但神却有他另外的美好用意，给我安排了我所想不到的环境。放羊有个特点，就是有极其充分的空闲时间，或站、或坐、或走，得随时看着羊群的景况；只要有合适的草场、或有草之地，羊群自己懂得慢慢地来来回回吃草，我就能坐着无事；但假如一有变动，我就得随时站起来走，丝毫也不得疏忽。我觉得很可以利用这个不固定的空闲时间，好好看圣经。但若手里拿着圣经，就很不方便。我就在厂里的废料大坑里，取些拆色时扔掉的粗铁丝，用克丝钳子弄直、再加工编成一个特殊形状的三角架，既可以套挂在自己的颈项上，不需要用手扶，又在胸前平展着，放上打开的串珠大圣经，再用细长的橡皮圈套上，使书页不被风所吹起。这样，不用手，无论我或坐、或站、或走，都能够抬眼就看到羊群，垂眼就可看圣经，有风也翻不起书页。我若多带个练习本放在圣经上面，左手拿羊鞭、右手握笔，还可以在练习本上记读经笔记。真是方便极了。那半年多放羊，使我看了许多圣经，特别着重在圣经中的各种预言上。把各种不同所指的预言、其内容和章节、分类记在练习本上，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对神大计划中的不同时期的景况，有了更加清晰的印象。领导叫我放羊，有他们的想法、目的和作用；神却利用领导和许可他们作的事，给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恩惠和好条件。半年多以后，领导又用了一个借口，不让我放羊了。到1961年底冬季，我下放棉毛加工厂约二年整的时间。
七、调回原校当职工（1961.12-1964.7）
1、当俱乐部管理员和物理实验员
突然有一天，棉毛厂领导通知我：调回原校。真是出乎意外，离校已四年，农村二年、工厂二年；当天就把行李绑在自行车的前后，慢慢地骑回市里。在下放农村和工厂期间，每月仍回学校一次领工资。工资数量按政府的下放政策一直未变，每月仍与在上海同济中学教高中物理时一样，八十六元多，真不低，在天津学校里的许多同事们、可说都比我少得多，尤其初当教师的更少。这四年中，学校也已经改变了，原先学校是天津市第46中（只有初中部），现今早已改变为无线电仪表（有四个专业）中专学校了。多半同事都是新面孔，但四年前的老同事也不算太少。区教育区和学校领导调我回校，并不是要我恢复当教师。四年前，之所以下攺我体力劳动的目的和作用，在我身上完全落了空。本来想通过劳动和比较艰苦的生活，可以促使我放弃“宗教迷信”和“有神论”观点改造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至少要向着一个马列主义者的方向逐步改造和转变。现在四年了，除了我劳动方面、生活艰苦方面、工作方面，表现的还算不错以外，思想方面根本就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持着宗教迷信，还要（有时）传教散布宗教迷信。这样的人，能让他当教师吗？假如他的宗教迷信思想影响了学生，怎么办？所以，领导即使为了便于管理调我回原单位，还是不能让我再当教师，只好继续让我从事一些与我相适合的体力劳动吧。
我初回校时，学校教师工会已经办了个职工俱乐部，没有合适的人管，领导就叫我去管俱乐部去。我就每天把俱乐部的地板桌椅等擦洗得干干净净，摆设得井井有条，让教师和职工们喜欢到俱乐部来休息、看书、看报、听广播（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打乒乓球；学校和工会对我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半年后，1962年8月底，学校又让我管物理实验室，当个物理实验员。物理，是我的本行，各种实验工作也是我十分熟悉的，无论是教师的演示实验、或是学生的分组实验，都能预先准备的妥妥当当、仪器分类摆列的整整齐齐，教师们的演示和学生的实验都能很顺利地开展。以致得到教务主任的称赞。当然，我也有过于自信而失误之处，神也没有放我过去，而是狠狠地管教了我。神让我当实验员而没有教课，真有神的美意，对我是个很大的福气。实验室，是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很少有人来打扰，连物理教师也很少来；可以这样说，物理实验室成了我的一个小王国、小天地。我在保证教师和学生的实验教学需要之外，有许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利用。不但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看中文圣经，还可以着重看读英文圣经（钦定本、古英文）作为对照比较。
2、与主内肢体们通信交往
过去四年在农村和工厂里，除了春节放几天假外，平时很少放假。现在回校后，每年寒假暑假我和妻子都一同去北京三哥嫂家，主要是看望住在三哥嫂家的父母亲。在三哥嫂家，我们也接触到一些与三哥嫂和母亲素常有交通来往的主内弟兄姊妹。其中的几位，特别是年轻的肢体们，我趁实验室工作有余的空隙时间，逐步地与他们有了通信交往。过去下放农村在刘安庄，我也认识一位弟兄，与他全家在农村里也多次有过交往；后来他儿子写信给我，我也按主给我的感动详细写信给他，回答他的问题、在主里彼此劝勉。此外，在上海（多处）、在浙江、在无锡、在南京，无论是主内年长的弟兄姊妹，或青年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逐步有了更多、更密皀通信交通来往、在那个艰难的年日中，互相勉励。有时主对我有感动，我也利用了实验室这个安静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写了一些主内交通文字、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或更多些，分寄给各地有交通的肢体们。
冬季，实验室里用砖自砌的大炉子，使室内非常暖和；有时，白天时间感到不够用，因为，每天早晚上下班来回路上很远、也费掉很多时间，于是干脆，拿个简单被褥，有时连夜间也睡在实验室的长桌上，腾出不少宝贵时间。感谢主，不是我自己能作什么，一切都是主作的；主预备环境、主给了时间、主赐予各种条件，特别是主给了光照和感动；没有主的感动，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其实，我与各地主内长者和肢体们通信来往，并不是现在才开始；无论过去在农村、或工厂、或回到校中，一直就没有断过。只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环境更安静些、时间更充分些，主也经常有感动、有托付、有引导、有恩典，这一切不都是主自己作的吗？
在学校里，一般说我很少与别人有交往，只有时跟理化教研组长、教研组的老师们，中心实验室、和其它好几个实验室的同事实验员们有些接触来往。难得也有时，他们谈到我“宗教”方面、或问了些问题，我也抓住这些不同的机会和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题目，把福音和圣经真理介绍给他们。有的人听了，感到有点兴趣，下次见面就又问我；但后来也有人反对。有一次，学校领导中的一位书记，到我实验室里来、跟我聊聊天；他谈到“宗教”问题时，我也把福音真理介绍给他，特别是主耶稣所预言的末后日子、神和羊羔的忿怒、和末日大审判。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在掌权者面前为主作见证。他当时没有反驳什么，一一听了，最后，他对我说了一句：“唉，你的思想真反动呀！”就走了。
在这里我附带再说一件小事，这件小事与我入监以后的一件事略略有关。就是1957年7月在北京、曾为我和我姊妹主持婚礼的神的仆人徐弘道牧师。我虽只与他见过一面，也没有与这位主仆人在灵里有过较深的交通，但在主里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与主忠心的仆人、时代的见证人王明道先生有过联系。大概几年以后（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听说他也被捕入了监，后又听说他已由北京的监狱（看守所）调到天津市的关押。天津市监狱很大，外看很森严，在市区的西端，就在我学校附近约二、三百米远；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绕过监狱南边的正门和西边的后门。经常能见到许许多多犯人的家属们三三两两提着大包小包、从西边监狱的后门进监去看望犯人。经常看到这些探监的家属时，我心中知道徐牧师就关押在里边。心里就想，是三是我也应该、也可以、以犯人亲属身份（尤其在主里比亲属更亲）去探望主的仆人徐牧师呢？想过几次，后知监狱登记查问等制度很严，没有犯人的事先要求、弄清关系和监狱干部的批准，是不轻易让人去探监的。我没有去成；不久我自己也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和这个监狱。
3、第一次为初信弟兄施浸
有一位很爱主的青年弟兄，他那时在北京某中专学校求学，和三个人十分相好、常在一起。神用着这位爱主的青年×弟兄在那个黑暗听不到福音的年代，带领了那三位同学好友都信了主，并且与我三哥嫂他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常有交通、有（家中的）聚会、有主内肢体间的相爱相顾。特别是三位初信弟兄中的一位，信心扎实、爱主心切、见证也好。他们的信主，引起了他们的学校当局和不少同学们的注意和逼迫。我在北京（寒假或暑假）时也与他们三位见了一面（那时这位爱主的青年弟兄、暂时不在北京），听到他们的美好见证，从此也与他们通信交往几次，在主里互相勉励。我信中劝勉这位初信弟兄说：既然你已经坚定信靠救主耶稣，就应该按着主耶稣的吩咐，奉主耶稣的名受浸。我又把受浸的意义和有关的真理告诉了他们。后来，我收到三哥的来信，说到他们在北京的肢体们，彼此交通到受浸的事后，有意叫我去北京给那位初信弟兄施浸。我从来没有给别人施过浸。一般教会的规矩，只有“牧师”圣职者或传道人才能施浸，这却不是圣经真理，也不是神定的规矩。主耶稣把传福音、作见证和施浸的任务都交给众门徒〔太28：18〕，主自己当年施浸时，主要也不是都必须亲自施浸，而是叫当时的门徒施浸〔约4：2〕。我感到，我既是个主的门徒、基督徒，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义务和责任遵照主的吩咐和托付，去执行这个奉主名施浸的任务，而不应该“谦虚”、推托主给的责任。
正此时，一天傍晚，我下班骑车回家，刚到家就收到三哥打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赶去北京、为那位初信弟兄施浸。后知原因是：那位弟兄因着坚定信主的缘故，中专校方决定叫他立即离校去东北某工厂（大概与其专业对口）报到并工作。若我不立即去北京，赶明天上午给弟兄施浸，弟兄就将失去受浸的机会。我在主面前深深感到，在黑暗掌权〔路22：53〕的年代，一个基督徒奉主名受浸或施浸，也是一个不小的属灵争战呀！但明天上午，我还有一课实验，我为此求问主，主让我看到，此事要重大的多，应该立即去北京。主又光照我，让我更深领会了主所说那个“不义管家干聪明事”〔路16：1-9〕的教导。我身边刚好钱不够，就向邻居临时借了10元备买来回车票，赶去火车站。因为是夜间下班时间，连向学校临旲请事假也来不及了。总算赶上后半夜2点多的火车，到北京三哥家时，天已亮了。三哥嫂都为弟兄受浸事请了假，且白天早已看好了比较合适的施浸地方，给我准备了替换的衣裤和床单等物。弟兄清早也来了，我们四个人同行，到了河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一切所作的，只不过是为了遵照你的旨意、听从你的话、讨你的喜悦。”我与弟兄一同下了水，奉主耶稣的名为弟兄施了浸，使弟兄归于主的名下。三哥嫂面向外撑着大被单遮挡弟兄和我换衣服。回到三哥家，年老的母亲参加我们一同擘饼纪念主，而弟兄是首次擘饼、成为神家中的一员。随即，弟兄陪我同去火车站，送我上火车回天津。我赶回学校，补请一天假，校方没有问我什么或说什么话。当然，学校领导是不会不注意这件事的。
4、与南阳路教会肢体初次恢复交通
那位领三个同学信主的爱主青年弟兄，我虽没有见过面，却也有通信交往、彼此勉励；我并不知道他父亲就是过去南阳路教会十三家负责弟兄之一，老×弟兄的儿子（十三家就在他们家中）。青年×弟兄当然会把我的情况和名字告诉他父亲的。老×弟兄一听这个人不就是当年（1951年）放弃了信仰、背离了主，控诉圣经的人吗？怎么可能就是今天好象还很爱主、坚持信心、勉励主的肢体、走十字架道路的我呢？他们不相信当年曾“控诉圣经、背离主、转向世界”的我，就是今天的我。必定是弄错了，是另一个人吧！老×弟兄和当年认识我的，都不敢相信，对此打了一个很大问号。直到从受浸的青年弟兄那里看到我给他我的照片后，才知道真的是我，是同一个人。
小×弟兄回北京时，特意来天津我家、看访并交通，述说他们的疑问。我也很惊喜，得知小×弟兄就是我所尊敬、当年家负责人老×弟兄的儿子。我简单地告诉他，就在控诉那晚上之前，我在电车上还迫切祷告，并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父神等景况。此后，我又立即写信给老×弟兄，简单地告诉他，当年我“控诉”时、根本就没有“放弃信仰”或背离主，反而正是照主的吩咐作的，只是“演了反面角色”而已。老×弟兄十分高兴感谢主，又把这事告诉了过去的六长老之一杜忠臣弟兄，杜弟兄也十分惊喜感谢主。老×弟兄回信告诉我说：“感谢主，人是会弄错的，但神不会错。”这是自从我被开除出南阳路教会之后，唯一的一次与当年南阳路教会的长者交往。此时，1964年，接近文革了。在文革期老×弟兄受了很大的患难、逼迫、折磨，身体遭受催残、伤也未痊愈，直到离世。我也在1964年下了监。可惜，杜、×这两位主内长者，现在郹早已不在世了。
5、入监之前主对我所作的准备工作
在物理实验室工作的二年中，由于环境条件上的变化，与过去在农村和工厂劳动相比，虽然别人问我或谈起、和我在回答中向别人口头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机会和次数是减少了，但与南北各地主内肢体间的交往、却大大增多了，尤其在主的感动和引导下，复写了一些《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增强了与各地主内肢体们之间的灵里交往。在我心灵里也隐约意识到，这也是执政掌权者所忌讳的事、恨恶的事，说得明白些，掌权者他们是把这一切事当作“罪行”看待、当作“反革命活动”看待；迟早会导致逼迫与患难。所以，我在向别人传福音作见证时、和各地主内肢体间通信交往的同时，得随时准备好撇下一切，实际上我已经为此撇下了教师工作多年，随时得背起新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主，走主所走过的路。主也对我作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开始定期禁食。看到这几年形势越来越紧张，属灵争战越来越激烈，神的众教会几乎已被“消灭”，基督徒许多坚持主真道、听从主教导的正常生活，都被当作“非法罪行”、“反革命活动”来对待，在这样的恶劣形势下，主带领我第二次进行了定期禁食（大概在1963年春）。记得近十八年前（1945年夏），我在浙西高中毕业前蒙主呼召我时，主引领我曾有过几个星期的第一次禁食（只每回禁一、二顿饭），这近十八年来从未再禁食过。现在却不行了，我感到形势恶劣、属灵争战压力很大。主所带领我这第二次禁食的具体作法是：每星期日白天禁食，晚上约八、九点开始吃饭。实际上我并没有因白天禁食而少吃饭菜，也没有损害健康。因发现我禁食后，饭量会很大增加。晚间吃饭时，把白天未吃的三顿饭菜全部吃了下去（既然饭量增大，禁食后能吃得下去，为什么非得“节省”不吃完？）我妻子笑我说，这“等于不禁食”，我不管，让妻子或别人笑去；主这么引导我，我就这么作了。主使用这种长期的定期禁食作法，在以后的年日中，引导进一步的定期或不定期禁食。主没有引领我禁食时，则我一点也不禁，每天三顿照常吃饭。
另一个主对我作的准备工作是，随时作好“配”的准备。大概是1964年春吧，在与上海守真堂的一位弟兄通信交往中，得知他的弟弟（我多年来所熟悉、主所特选、受过贾玉铭灵修院的造就、与我一同做过守真堂教堂的执事，后来又成为主所用的忠心仆人），因着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托付给他传福音负担和工作的缘故，被守真堂负责人姜弟兄出卖，因而被捕下了监。看完这封信，我心中深受感动，为这位下监的年轻弟兄感恩，羡慕他（因为“主算他配”为主名并听主话耈受苦难；（反过来，姜弟兄由原是主的仆人，逐步蜕变为一个卖主卖友的犹大）。我一面为下监的年轻弟兄献上感谢，一面主在我心中对我说：“他配，你配不配？”我立刻含着泪水向主说：“主啊，我也要配，我也要配。”从这天起，我就在主面前，更深刻地、作好了随时“配”得为主受苦的准备。
6、夫妻关系中的几件事
到1964年，我与妻子结婚已七年，神一直没有给我们孩子。曾有一次妻子怀了孕，不久却小产了。我们也很愿意有个孩子，神却没有给。当年夏天，我就下了监，才慢慢体会到，神之所以不给，有他自己的美意，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对我来说，能更好地专心背十字架跟主。假如主真的给了孩子，我能作好孩子的父亲、尽父亲的责任、直到他（她）长大吗？我们婚后相处的关系，一般地说，还是很不错的，感情也好。虽然两人的性格、习惯和看法很不相同，分歧是常会有的，但七年中，我们没有因分歧而争吵过。她能容忍我，我也能容忍她；彼此间还是很相爱的。在属灵的道路和争战上，她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大多数年日中，从没有在属灵的事、或争战道路上拖过我的后腿或挡阻过我；她一直能陪伴我、配合我。我们结婚以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起床时，两个人都坐起来就并肩一同祷告，其它的时间都是各自祷告；她能坚持这么做，虽然有时似乎被动一些。只后来有过一个小阶段，最多也不到二个月的时间，我在实验室里与各地主内肢体间的通信交通比较频繁起来（有的信件在寄出之前也常先拿给她看，使她心里也有数）；有时主有感动，用复写纸复写的《主内交通》文字也就比较多一点。她心中就预感到我这么作发展下去，会扩大、或加重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对我的（政治）“前途”很不利，所以反对我这么作。当然，我因着有主的感动和引导，没有在这些方面听从她。（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也产生一些对我的不满，只是其它小事情我肯依她、听从她，作一些合她心意的补救措施，在肢体交通方面不肯依从她，仍按主的感动和引导作）。她出于为我的安全、好处着想，就暗中挡阻我，甚至把我复写的东西藏起来或毁掉，使我少作一些这方面（带危险性）的事奉。我发现后，心中很难过，难道不能一同背十字架跟从主走了？拖我的后腿了？但我没有因此与她争吵起来，而是在那几天里保持沉默、很少说话，一直等到星期日，我们两人一同奉主名聚会，交通互勉时，我叹息着对她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只有二种关系，一个是夫妻关系，一个是主内肢体关系。对于夫妻关系，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正会有多么大，夫妻关系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我们始终是夫妻。但主内肢体关系，这一个多月看来有些不像了，不像是一同跟主走的肢体了。”她几天来已经察觉到我很少说话也有点异于往常，听了我这几句话，她哭了；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从这天起，她真的变了，自己寻求主，也明显迫切了，也不再挡阻我与主内肢体们写信、写交通互勉的复写文字事奉主了。每天早晨她主动叫我坐起来，她主动开口先迫切祷告，特别是为着我们平时所常挂念的各地弟兄姊妹们，一个个恳切代祷。我感谢主，主自己在她心中做了工。
7、入监前夕学校和家中的景况
1964年上半年，全国四清运动开始，全校也立刻进入运动中。学校开第一次全校职工大会的时候，由校长向大家作形势和动员报告。在长篇报告中，有关“宗教”方面的，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学校里，宗教迷信活动也是很明显的。”这话很明显是指着我说的，不可能指别人。大家也可能听得出来。我回学校的那二年半里，在学校的分组政治学习中，我一直很少发言。那几天的各小组政治学习，主要是讨论校长的形势报告内容。大家差不多都已发了言。那位女组长，在讨论的后半部时，见我还是没有说话，就写了一个小纸条：“吴先生：你发言吧。”扔在办公桌上我面前。我看完小纸条，就把它团了，仍放在我面前桌上，低着头，依然没有说什么，或对校长的报告表示什么。直到最后小组散会，组长也没有说别的话。那些日子搞“四清运动”，除了校长报告中那句话，没有人问我什么，或向我提意见，更没有人控告我、或批斗我。我临下监前，学校方面就是如此，没有别的动静。
我家里却有一些异样。有一个户口警察，穿戴警服警帽，几乎天天到我家、进我岳父的住房去，跟我岳父半天半天闲聊，也没有跟我或我妻子说话，安安静静，很多天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和闲聊的话。反正他是个户籍警，要了解街道和里弄的情况吧。后来下监那天，我才领悟到，市公安局已经在密切注意着我，派个户籍警在我身旁，只是对我作些观察和监视罢了。至于为什么学校搞运动平平静静，而市公安局却密切注意着我的原因，我不确切知道，但事后也能逐步地理解一些。大概有不同方面的人，向天津市公安局方面直接对我有些举报，学校则也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校方所能掌握到可控告的资料并不多、不太重要。
可能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劝一位青年弟兄退出共青团。那是我与各地肢体们通信交通中，有一位在五○年代初，我曾带他去南阳路听福音、并接受了主，后来又受了浸的弟兄，我们常有通信来往，他也一盰把我当作主里的兄长与我通着信。我来天津后的几年中，仍一直与他通着信；那时他已作了某地一工厂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有个弟弟，很渴慕主的道，也信了主，我也一直与他通信，在主的真道上和属灵生命上帮助他。他原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且已考上南京药学院、入院求学，我们仍比较密切地通着信。他信中认为团组织的问题作难，问我该怎么作好。我就写信在主里劝勉他：你既然已真信了主、作了基督徒，要追求着“上面的事”，而不是追求“地上”的什么目标，这已经不符合团员的条件，你走的不是这条路；你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承认你是基督徒，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他退团的事，引起学校里政治教师的严重警惕和关切，多次找他谈话，详细询问；他（出于天真吧）也把我与他通信等等情况，全都告诉了政治教师，同时也写信告诉了我。很可能那位政治教师就举报、调查我至天津市公安局，引起市公安局对我的密切注意；这是“跟共产党争夺青年一代”呀，罪名还小吗？但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主感动我作的、带领我作的、且加给我恩典作的，又是我作为基督徒所应该作的，这就足够了；管别的干什么？别的由主来管，主负责任，我永远也不会后悔作了这类事，该背的十字架靠主背起来就是了。或者还有别的类似事情吧。至于户口警察的多日观察监视，只是一个信号罢了。那是多么紧张、凶险的年代呀！
相关信息:
发布响应:  [返回]
 
姓 名 登记用户 密 码
主 题
主题图标
高兴 挤眼 恐惧 有趣 伤心 吐舌
微笑 生气 大哭 忧愁 不爽 困倦
好奇 大笑 傻笑 奸笑 羞涩 摆k
晕倒 无聊 赞扬 倒好 喜欢 急死
问题 请进 注意 主意 你好 文章
详细内容
回应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