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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81
标 题: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 （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5章 (80千字)
发信人:复活之子  [发短消息]
时 间:2007-01-02 1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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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师工作阶段（1949.10-1957.12）


一、几个原则——战斗的“规矩”
既然照主的旨意、照主的引导，作了中学教师，有了一个“教师”身分，而且又正处在时代的交替、剧烈动荡变化之中，那么，要作好一个基督徒、要听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有些什么原则需要遵行呢？
1、对新政权的态度
首先，对于新政权，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对待？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主的国不属世界”〔约18：36〕。主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国籍、永远的国籍、也不属这世界。因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3：20〕；天国、主的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籍、永远的国籍。今天，我们是中国人，对，不错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别国人。但中国人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临时的国籍，不是永远的国籍；这个“临时”，最多只是我们在世的几十年，以后直到永远就没有再保存此国籍的需要了。我们基督徒从悔改信主起，早已有了永远的国籍、真正的国籍。但对于今世来说，这新政权、跟旧政权一样，都是神在某一个有限时期内所设立的；没有一个今世政权是无限的、永远的。“因为国权是属于耶和华的，祂是管理万国的”〔诗22：28〕。“神……废王（统治政权）立王……”〔但2：21〕。凡地上各国的执政掌权者，不管好坏，没有一个不是神在某一时期所暂时设立的。如同主耶稣在世时的罗马皇帝该撒，就是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是如此。既是神所立，神已把一部分属世的权柄交给了它，神就要求我们基督徒在属世的事物范围内顺从他（它），把当归给他的归给他。这就是主所教导的“属该撒的事物当归给该撒，属神的事物当归给神。”
教师是属地的身分，不是属天的身分，教师的工作也是属世的事物，是在“该撒的物”之范围内，故凡是教师所该作的工作，无论是教学工作、政治（学习）工作、宣传工作，我都该认真去作，照着“该撒”所要求的，努力作好它。在这个原则下，我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各种政治、时事孢习，作好自己的教学业务工作，我秫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示威游•行，扛横幅、举大旗、喊口号、等等。当我喊“毛主席万岁”时，不是把他当作神来高举，而是承认他是神所设立的政治领导，因此拥护服从他而已。这与但以理向大利乌王说“愿王万岁”〔但6：21〕是一个意思。在抗美援朝宣传运动中我也很积极，编了个活报剧与同事两个边唱边演。各种学习也很积极认真、发言热烈。但有一点我是始终一贯的，那就是当学习中或文件报告中，凡有涉及到“宗教”或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党内容时，我就一言不发、冷然置之。心中对之很厌恶。
2、两种身份和其间的关系
在主的光照之下，我感到现在我有着两种身份，一个是教师的身份、另一个是基督徒的身份。既有教师的身份，凡是一个教师应该作的，我都应该认真作、积极作。这一点，前面一段也已经具体地说了一些。既有基督徒的身份，就要在凡事上听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这两种身份是平等的吗？并驾其驱的吗？不是的，不平等。教师身份是暂时的、次要的；基督徒的身份则是永远的、主要的。当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时，教师的身份就得以服从于基督徒的身份。
3、教学实践中科学与圣经真理不相掺混
科学是出于人的智能的结晶，不一定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永存，若天地毁灭，科学成果也随之消灭。科学不一定没有错误或没有片面之处。而圣经是真理，是出于神，没有错误，但不一定人人都以为然。在教学讲课中，应如何对待这两者？应该如何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旨意，看神喜欢我们怎么作。神旨意如何呢？
神使我想起，旧约时代神所吩咐摩西和众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从这些律例典章中看出神的爱恶来。神对以色列人的穿衣有讲究：衣服，可以由不同的衣料制成，或是羊毛料、或棉料、或麻料、或丝绸料等等，哪种料制成的衣服都可以穿，神都喜悦。但若是一件衣服，用两种或几种不同的料子拼凑成的，神就厌恶以色列人穿这种衣服。神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定这些属肉体的规条，是因旧约以色列人尚在律法之下、世俗小学之下，所以要求他们遵守这些属乎肉体的规条。（这些规条、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废掉了、涂抹了〔弗2：15；西2：14〕，不再要求恩典之下的新约圣徒遵守，但律法的精意是不能废去的）。实际上，神不是那么真正重视人的外表穿衣如何，而是以此属肉体的条例来体现神的爱恶、神的旨意。神不是真的在乎不同衣料拼制不拼制，而是神厌恶两种不同质、不同类的东西拼凑、掺合在一起。
我上课不是讲圣经真理，而是教的科学，我就该用我所能领会的科学道理来讲，不需要把圣经观点掺杂进去。由于有了神所启示的这个原则，我就放胆在各科讲课中教科学、讲科学。有一次，我在教小学六年级自然课（那时，我还兼小学部分课）中涉及进化论的观点时，我按这种“科学观点”讲。课后，一个学生来对我说：“老师，你是信耶稣的，怎么也这样讲？”我告诉他，课堂里我讲的和课本上说的是“科学”是人搞出来的，不是真理；我是信耶稣的，深知只有圣经才是真理，才是可信的。总之，有了神所启示的原则，我就能更好地处理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感谢神，引导我、光照我，在我新的教师岗位上、教学工作中，也是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赐给我以上几个原则；知道按神的旨意在具体工作上该如何去作。圣经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后2：5〕。上述几个原则，就是我作为基督徒、在属灵争战中的“规矩”。若是不按照这些“规矩”，我的属灵战争就打不好、打不胜，必须按“规矩”，才能打好神所托付给我的属灵争战。那么，主托付我的属灵争战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是小兵，还不了解“争战”究竟在哪里掺杂。但主是元帅，祂全知道。我不知道不要紧，我只要跟着元帅、听祂的话、顺从祂的旨意，元帅必会率领我打仗的。我虽软弱、愚蠢、卑微，但争战全不在乎我，在乎我有元帅，真正的仗是祂打的，我只是无用的器皿、卑贱的工具就是了。将近八年中，我站在教师岗位上，元帅引领我打了以下几个仗：
二、第一仗 —— 学习马列社会发展史 (1950.1-5)
“教师，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学习和改造。所以刚一解放，建立政权、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工作略有一点头绪，虹口区政府就立即抓教育工作。首先、在没有党领导或党领导薄弱的中小学校里，例如我们这个教会学校，都必须派一个政治教师来。政治教师，不光是教教政治课，实际上她代表着党对学校的领导、是学校真正的掌权者，校长主要是配合其工作而已。于是，礼拜取消了、圣经课取消了、主日学没有了，学校与教会间的各方面关系和界限全都划分清楚了。
1950年初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寒假，虹口区政府立即抓紧机会组织全区的中小学教师们进行“马列主义学习”，具体来说，先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发展史的第一部分是“从猿到人”，即猿人是如何通过长期的、简单的劳动生产进化为人，进入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又由于生产劳动和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而依次进入奴隶社会（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产生了社会革命）、进入封建社会、进兡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剥削、按劳取酬）、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取酬）。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很重视这个学习，因为是解放后的第一次正规集体学习。我也认真参加学习，积极发言，只是丝毫不提圣经真理。寒假学不完，开学后继续每天课后学。又过了几个月，学完了。得进行一次很重要的学习总结活动。先由每个教师自己写《学习总结》，上面发了三个总结提纲，作为各教师写“学习总结”内容的依据。大家都十分重视写这个总结，因为它是解放后、即新时代的大变化中、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头一次考核，与自己的政治前途、工作前途、密切相关。
你这个“灵魂工程师”是否能适应、是否能赶得上新时代对你的要求？谁敢怠慢？三个提纲，头二个都是有关《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和各人的学习收获方面的；第三个提纲却是要求谈你自己对这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待的。我也很重视，为写总结事祷告。该如何写、如何对待，并且一面祷告交托、一面写。对头二个提纲，我写了很多，因为的确过去不懂、这次学习的收获真不小。对第三个提纲，即自己（作为基督徒）对此的认识，我也不应该隐瞒、作好我所该作的见证。第三个提纲我写的话不多，简单几句，却字斟句酌。大意是：“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整个社会发展史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篇大谎言！因为我心中明知，人与万物是神所创造、各从其类，并非由猿进化而成。世界的末了是各国国权和一切财富的倾覆毁灭，是主耶稣的荣耀降临，是千禧年国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世，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大谎言，又是什么呢？但我不写那么许多，只简单地总说了这句话。深知只有圣经才是真理，所以我应该更好地站稳基督徒的立场，按神的旨意走前面的道路。”写完，就拿去交给政治教师。当然，这一下可砸了锅了。其实，平时政治老师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认为我教学认真、学习主动、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等等都很积极。但写出这样的总结来，能过得去吗？第二天放学后，政治教师宣布：“今天政治学习不分小组，三个小组合成一个大组学习。好，大组学习。政治老师拿起我的学习总结向大家念。当然，念到末了几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她说：吴老师写了这样的总结，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可以帮助帮助他，请大家热烈发言。”那个年代，还没有粗暴动武的批斗，所谓“帮助”，仅仅是批判驳斥的意思。咦，一直没有人发言，老师们有的低着头、有呆着看、有的皱了眉，就是没有人发言。政治教师几次启发动员，仍然是冷场。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教会学校，大多是程度不同的真基督徒，即使少部分生命不清楚，但对圣经真理并不陌生。还早在寒假初、学习“从猿到人”时，大多数老师心中矛盾很大，只是没有人把心中的矛盾问题在学习时公开说穿就是了。今天一听这个，就沉默到一个发言的也没有。政治老师见动员不起来，就只得自己带头发言批评我的观点。我在旁听听，有时就回答他一两句或几句。她听了就反驳几句，大家倒有点兴趣了，一个大组批判会变成政治老师与我之间的辩论会了。
如今我还能记起一点。在辩论中，她说：“噢，照你这么说来，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啰！”感谢主，赐给我话，我回答说：“池老师啊，科学，科学规律是哪儿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科学家也不能制定，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所定好的规律进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神不反对自己定妥的科学规律。”有的老师听了笑了，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什么表情也没有。感谢主，又赐给我话：“池老师啊，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们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大家很有兴趣地听我们两个人辩来又辩去，却得不到结论。钟点到了，学习会也结束了。有的老师心中也为我担心：“你的教师饭碗还要不要？”我也战竞地把这些都交托给主。当然，政治教师回去后，就向党政组织汇报了一切情况，然而此事以后一直没有下文。很可能他们认为：这个教会学校，尤其像我，受宗教迷信的毒太深了，一时半时，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扭转不过来，从批判会上，大家竟没有人发言这一点，就是个证明。这是我作了教师以后、所打的第一场仗，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和主大能的托住才渡过的。
三、第二个仗——神用控诉来破坏控诉 （1949.6-1951.8）
1、参加南阳路聚会处
按照主在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时）那个特殊的两周清心祷告中所明确给我第二个指示，我离开了守真堂的聚会，经过南阳路教会(南阳路聚会处又称“小群”或“地方教会”)长老们的正式接纳，我被分配在第十三家（虹口区）擘饼（后又在新设的二十二家虬江路）。深深感到，这真是一个好教会，他们有许多作法、不是按照一般公会教会的老传统，那些老传统明显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教导，而是敢于废去这些老传统，寻求了更符合圣经真理和教导的作泑。因此，在与他们的主内交往中，所得属灵上的造就可真不少。神也与他们同在，在各方面都祝福他们，人数也不断增多。他们中间许多肢体都很爱主、敬畏神。过去有许多年，他们聚会是在“哈同路文德里”，我少年时就曾听说。后来由于人数急剧增加，就在附近南阳路建造了一个大聚会所，没有一点“教堂”的样式和气味，没有任何美丽的十字架、图画、经文等装饰，却十分宽敞、明亮、洁白、实用，约可容纳一二千人聚会。擘饼记念主，全教会就无法集中在一起了，而是在上海全市的不同地区、分成十几家（后来增加到二十几家，每家约一百多人，又在虹口区增加了一个“虬江路分聚会所”，但南阳路仍是聚会中心）。由于教会人数众多，不但全教会有张愚之等六位负责弟兄（又称六位长老，另有姊妹方面的二位负责姊妹）。各家也各有几位家负责弟兄和家负责姊妹。每家的弟兄或姊妹，又各分成若干组，各组有一个负责弟兄（或负责姊妹）。后来，我也成了组负责弟兄之一。全教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虽不成文，众肢体却都自觉地严格遵守，就是各组的肢体都必须顺从组负责弟兄（或姊妹），各组又都得服从家负责弟兄（姊妹），各家又都得顺从六位长老的。实际上，六位长老也都顺从倪柝声弟兄的带领。所以，倪与长老们若作出什么决定、怎样布署，就能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各家、各组、全教会。当然，下面如果有什么情况、困难等，也可由组负责或家负责人、迅速向上一级汇报、请示。我起先也感到：就应该如此，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教会若不如此，那肯定会乱套的。开始聚会的好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倪弟兄（后知，当时他在香港，安排李常受在海外负责，他自己则回到已是新政权下的大陆，主要住在上海）。那时，全教会的聚会等等工作由六位长老主持，讲道主要是张愚之弟兄。
2、一件小事
我尚在13家擘饼时，有过这样一件小事。主日晚擘饼完毕，一位家负责弟兄站起来向众肢体说，大意是：有一件事，教会有需要向政府请求，希望肢体们都能在此请求下签个名。因为共产党是很重视“群众”的。假如群众人数很多，它是会慎重考虑的，容易批准的。至于到底向政府申请的具体是什么事，则家负责弟兄没有说。差不多所有弟兄姊妹都迅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是，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都信任教会，只要是教会长老布置的事，没错。（很可能家负责弟兄的话，就是倪弟兄的话；多年后得知，倪弟兄因此从各地（本系统）教会中、得到三万或几万个签名）。这件小事就这么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脑中又想起了这事，感到有点疑问，这不是神皀教会依靠主的属灵的作法，而是世人向掌权者耍政治手腕、是属血气的聪明。“你看，我可以发动几万人签名，有不算小的政治能量吧！你不敢随便对待吧！要慎重考虑答应我的请求吧。”这种作法，神喜欢吗？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中存在，却总也见不到这件事的下文，因而我也不敢贸然下什么结论。
3、一只世界之王的大手伸进中国众教会
解放后，新的执政掌权者、到处宣扬政府所制定且严格执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神众教会的许多主仆人和圣徒们，对这方面存有很大的希望、很大的幻想。其实，以领导、控制、直到最终消灭神教会和福音真理为革命任务目标之一的新政权，对“宗教”早已有着它自己的计划和布署。只是首先需要有一个工具、一个傀儡组织，通过这一只魔手、逐步伸进、并牢牢掌握住神的众教会。这时，撒旦也利用了“基督教”内部一个假先知吴耀宗趁解放之机，拉拢一批教会领袖，发起了一个“基督教”内部的“三自革新”运动。吴耀宗，根本不信“神创造世界、基督由圣灵感动童女降生、钉十字架担当众人的罪、罪人因信称义、世界末日的倾覆、基督荣耀再临、最后大审判、新天新地……”等等福音真理。他只是一个把神和基督当作“精神”、博爱之象征的“现代”派，实际上就是不信派假弟兄、假先知。他进过由“现代派”控制的、美国著名的协和神学院，回国后曾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搞过抗日救国运动。他很有政治才能和抱负，曾拉拢一些公会教会的领袖、参加过重庆蒋介石领导的旧政权。蒋大势已去他就找了新的政治后台，与一批教会领袖等钻进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在他们几次与周总理的会见中，接受了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所指示的基督教在新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方向，发起了全国性“基督教界”的“三自”革新运动（后改称“三自”爱国运动），正式接受了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的领导权、统治权。号召大家，在“三自革新”宣言上签名，加入这个组织；从而使“三自”组织正式成为党（和政府）所领导、控制神教会和神众仆人的傀儡组织和工具。从解放一开始，这只世界之王的大手、就逐步伸进并控制了中国神的全家、主的众教会，包含南阳路教会。连神所重用过的仆人倪柝声弟兄，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只大手。
4、倪柝声等暗中加入“三自”
当年，南阳路领导层（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许多所决定或执行的重要事情，我们一般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蒙在鼓里；例如这3万、几万个签名的事情等，一直等到几十年后，才有所闻、有所知。几十年后，即我出监以后，才从通信中逐步得知，当年那几万个签名，为的是‘聚会处”系统的教会（倪弟兄是这教会系统的使者、代表），在福州有一个属教会所有的大农场，其中人员大都是弟兄姊妹。正值解放之初，党所筹备和发起的第一个大运动“土改运动”即将到来。倪弟兄在天资方面有特殊的聪明和敏锐的眼光。眼看教会办的农场可能也将被“土改”，故想用这几万个签名请求政府对这个农场的土地不进行土改；原来是这么一个计划和办法。但很快，又见到这个土改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排山倒海、所向披靡，顿觉这个申请弄不好的话，不但避不开土改、还会招致大祸，不行、不敢动。另一方面倪弟兄又看到，新政府对神教会的政治压力特别大，若不趁早参加政府号召的“三自”组织，势必得不到政府所许诺、保证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导致教会大遭逼迫。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就非走“三自”道路不可。因此，这几万个签名，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然而倪弟兄（或许连长老也在内）作了这事，却没有向众弟兄姊妹公开宣布。大家都蒙在鼓里，教会照常聚会、传信息。信息的着重点，是《教会的正统》一书的内容。信息暗示着：只有（我们）地方教会才是“正统的教会”；才是“非拉铁非”教会，才是神所说的教会。的确，吸引了别的各教会不少人甚至是传道人，毅然退出了原先的公会等的教会，参加了“地方教会”即南阳路聚会处聚会。
5、大手伸进教会第一步——参加党领导的示威游•行
对于倪弟兄的“地方教会”参加“三自”组织，我们一般弟兄姊妹虽然都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然而，任何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既然加入了“三自”，就听“三自”的话、就得按照党和政府及其工具“三自”的意图和布署去行。大概是1950年的五一节吧，党组织全市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我继续积极参加在虹口区工会组织的教师队伍里，走了不少路，到全市游•行队伍集合的广场，已有不少队伍在那里，我们的队伍经检阅台前绕过去。忽然，有“上海教会”四个大字的横幅立在那里；仔细一看，里面有些所认识之弟兄姊妹的熟人熟脸。我很惊奇，心里不舒服。教会，不属世界，正如主不属世界一样。教会是神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神留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是为主的名作见证的。我参加游•行，是教师的身份、不是基督徒或教会的身份，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合乎主的教导。但教会不是属世该撒的物，是“神的物”，为什么神的圣物也要去归给该撒？这个示威游•行不是神领导的，是党领导的，为什么那根本不属党领导的祚的教会，要跟在党的后边走？教会顲着神和基督的圣名、去参加党领导的示威游•行，是否表明和显示着神和基督竟也要跟在共产党的领导后边摇旗吶喊了？！这是什么见证呀？我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别扭，教会到底是归神为圣的、还是属于世界的？难道这些基本真理，倪弟兄不知道？长老不知道？（在圣经中，长老也称为“监督”，“监督”一词在原文是“守望者”的意思）难道负着守望者责任的长老们、也不知道？
过一二天，我在南阳路聚会散后，去取自行车，碰巧唐守临弟兄的自行车也在那里（唐弟兄，就是编译《荒漠甘泉》的那位，我很尊重他，只那时他并非教会的长老）。我问唐弟兄：“为什么我们教会也去参加游•行？”唐弟兄有些支吾：“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去问长老吧。”我在教会中，只是个24-25岁的年幼弟兄，不想去问长老，就回去了。很可能是唐弟兄把此事告诉了倪弟兄，倪弟兄请一位长老打电话给我，约见我当晚去他住处（他住处也在虹口区、不远）。晚上我去，见了倪弟兄；倪弟兄是个十分谦卑、十分随和、没有架子的人。他问我，你对游•行一事如何看？我就把从圣经中所领受的、都告诉了他。他耐心听完，却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说，看样子这事作的不太恰当。我就回去了。但南阳路教会的方向，并没有由此而有所扭转，仍然是按着党、政府、和“三自”所领导的方向、所布署的步骤走下去。接着教会又出现了下面第二步的迹象。
6、大手伸进教会的的第二步——邀请假先知讲“道”
神仆人和教会参加“三自”，决不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一个手续，而是有其实际的内容的。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教会广泛通知众弟兄姊妹某日下午去南阳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是邀请外教会的人来南阳路讲道。这倒是个奇怪事；南阳路从未有过一次请别的教会传道人来讲道，唯恐外人讲的道不合神的旨意、不合圣经真理。但这次竟然如此例外。从侧面得知，“讲道人”就是大名鼎鼎“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我求问神，该不该去，因为明知这聚会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世界，是撒旦的工作，但主仍然引导我去了。现场人不少，有一千多。到了时候，几位长老与吴耀宗一起走上讲台坐下。聚会跟平时同样地进行，先一起站立唱了诗，以后大家站着低下头祷告，由一位长老在话筒前照常领祷；然而，我心中一点感动也没有。平时聚会，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上；今天，仍然是神和基督坐的宝座？还是换成了偶像？我祷告不下去，就站着睁着眼。明知今天的唱诗、祷告、和整个聚会，都只不过是装个样子欺骗弟兄姊妹。嘿，只见长老和全体弟兄姊妹们都低头闭眼祷告，但台上的那位被称为全国基督教领袖的假先知吴耀宗在干什么？只见他根本不理睬祷告那一套，抬着头，向东张张、向西望望，直到大家祷告完毕。啊，被称为全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原来如此！他根本与基督的救恩无关，是个假先知。
他在想什么？他要干什么？全国许许多多神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们已经都掌握在他手中和“三自”的网罗之下。当然，他非常重视南阳路这个全国和全上海最大的教会，和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教会”系统，也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府、和其傀儡“三自”组织的领导、改造、统治的大手之下；因此，他喜形于色看个没够。祷毕，大家坐下，长老报告：今天我们邀请吴耀宗先生给我们讲道。以下就都是吴耀宗“讲道”的时间。他的总题目是“爱国”二字。他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内容是以千百个生动实例，来证明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多么可爱！“讲道”原文是“先知讲道”，此词的意义是“替神说话”。〔参：出7：1“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后一句原文为「亚伦是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说话的；神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先知讲道”的实质是“替神说话”〕。“讲道”，是“先知讲道”的简称。“先知讲道”，就是在替神说话，这个吴耀宗所讲的是神的话吗？还是替世人作宣传的一套别的东西？大手进一步伸进神的家来了！神的仆人和长老们，不是神家中的监督（守望者）吗？为什么守望者要邀请这个假先知、来冒充替神说话、先知讲道呢？但我只是个年幼弟兄，能在主内长者面前说什么呢？作什么呢？无能为力。
7、大手伸进教会的第三步——要全教会搞控诉运动
党和政府，通过“三自”这个傀儡组织、也通过参加“三自”的仆婢们，要在全国各地神的众教会中开展一场“控诉”运动。这是党和政府对所辖制、所领导之神的教会进行改造中的一个重大措施。刚刚胜利结束的全国广大农村中的“土改运动”搞得非常成功，其中一个成功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广大的落后农民中，大搞“控诉运动”地主与农民、到底“啥谁养活谁呀？”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建立且巩固了党在农村里的领导权，使农民一心一意跟党走、跟着党闹革命。今天，党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下，要建立和巩固党对全国众教会和众仆人的领导权，肃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影响，提高广大传道人和信徒们的爱国觉悟、阶级觉悟、革命觉悟”，从而为进一步改造教会打好基础并创造条件；搞控诉运动，照样是关键性的一环。既然倪弟兀和教会已经参加了“三自”组织，当然就要跟着党（统战部）、政府（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的布署和步伐走。
在全教会弟兄姊妹中，开始议论着将来要来临的控诉运动，倪弟兄和长老们也决定了要这么作，这么开展。“控诉”，符合圣经真理吗？控诉什么？向谁控诉？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教会，有过控诉的原则，控诉的事实吗？难道是向神控诉？肯定不是。而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代替神。基督徒这样作对吗？我没有办法，天天在祷告中难过、伤痛。以色列人曾多次悖逆神、走错路、拜偶像、惹神的怒气和愤恨；为什么今天教会也竟跟着世界走错路？尤其像南阳路这样不错的教会、像倪弟兄和长老们那样神曾重用的仆人，也去跟着时代潮流走错路？一而再，再而三！我真想要像旧约先知那样、去向神的家大声喊叫：我们走错了，得罪神了！不管人们听不听，我应该喊；但我又是那么软弱，能作什么呢？倪弟兄是教会的使者、是神的仆人，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所要搞的控诉运动作动员工作。某一个晚上，不是全体，而是组负责以上的肢体们。那晚，南阳路的一部分长椅子层层排成方圈，倪弟兄在中间坐着动员。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对控诉事的体会。他说他起先也感到，我们南阳路教会跟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事。但是，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东西；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可控诉的事就多了。所以，要控诉，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进一步动员，是又一个晚上，分南阳路和虬江路两处进行，全体参加；主要形式是，让众肢体们自由发言、自我动员。我在虬江路，坐在前面管理扩音机的坐位。几个人发言后，我压抑不住灵里边的愤懑，起来，到小讲台话筒边。主要说的是：控诉运动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世界。控诉不是向神，控诉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来敬拜。我们基督徒这样作是犯罪、是得罪神、是惹神发怒；……当时我拙口笨舌、结结巴巴、没有力量、说不清楚。然而弟兄姊妹们也听了出来，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的意思。我看到我讲话时，有极少数肢体有反对我的表情、窃窃私语（其中有后述提到的蔡太太、和一位我敬重的老姊妹）；也有很少数肢体对我表示有赞成的意思；但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肢体们对控诉这件事是希里胡涂、不知其所以然，只随着教会的大流走罢了。我结结巴巴地才讲了三、四分钟，并没有讲完，一位家负责弟兄立即上到台前、夺走了我的话筒，“你下来，下来。”他没有很多话，但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教会决定了要搞控诉，你怎么能反对？”我无可奈何地在众人面前闭口无言，退回原处。心中更加难过了。那晚回去，在床前跪下祷告，几乎一直是在主面前哭。“主啊，我想当个先知，却连先知也当不成。我想为你说几句话，但我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走。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还能为你作什么呢？……教会走了错路，长老作了决定，我能作什么呢？眼看着教会继续错下去，跟着掌权者和世界潮流错下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哭呀、哭呀，就是没有办法。然而，主说话了；又是我所未曾料想到的。主让我想到，前几天晚上，倪弟兄动员控诉的话：“若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没有可控诉的东西，但你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我们可控诉的事就多了。”主对我说：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我真想不到，主会这么吩咐我。但主就是这么吩咐！不哭了，清楚主的旨意了，不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抵制控诉，而是站到“人民立场”上积极控诉去。“人民立场”，不陌生，平时政治学习中，早就体会得很深刻。所谓“人民立场”就是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无神论或敌挡神的立场。从人民的角度、党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所谓“宗教”，实际上就是指福音真理、圣经教导）侵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麻痹我们的阶级觉悟、爱国觉悟、革命觉悟，这些都是该控诉的。什么救世主呀、赎罪呀、末日审判呀、天国降临呀，这些都是精神鸦片。如果联系到南阳路教会，则中的毒还不小、受的害还不浅呢！那位夺走我话筒、不准我在教会中说话的家负责弟兄，当然向教会长老汇报了虬江路这边动员控诉的景况，特别提到的是：我公开反对控诉的事。张愚之长老，立即用电话召我去谈话，严严地禁止我再反对控诉，要顺从教会长老们所作出开展控诉运动的决定。我没有说是、或否，只听长老说话，也不表明态度；因为主已经向我说了话、叫我如何做，不但（表面上）不再反对控诉、还要认真站到“人民”立场上去控诉去；但连这些方面，我也一句话不说，单单自己决定、按主说的去作就是。长老看见我老不说话，最后还真有一点儿不放心我，(担心我还要去反对控诉)。
8、控诉大会的准备
经过两次动员会以后，部分弟兄姊妹就开始各自准备了控诉稿，我也在主面前认真写了控诉稿，写在专用的一本练习本上。在我控诉的开始，强调我的这篇控诉、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的。（正如倪弟兄在动员中所要求于弟兄姊妹大家的）。下面的具体控诉内容、结合我们教会的具体情况、分为四个部分。由于现在是几近五十年后的回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第一部分的具体内容。第二部分是姊妹蒙头的；第三部分是教会中所用的《诗歌》；第四部分是教会的传福音。这四部分是一部紧一部，都根据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去批驳和控诉的。实际上，控诉的教会之所以如此作，正是因为圣经是如此教导的；但这是基督徒的立场、站在神一边的观点和立场不是所谓“人民”的立场，我一点也不提。我只从“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去批判控诉，这些，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圣经真理）所加给人民的“毒害”。而且，在最后传福音那部分，我还用了一些比较尖锐、比较扎刺的话。其中有几句，大意是：“我们在传福音中经常强调：人人都有罪，若不接受基督为救主，用主宝血洗净罪，则都逃不脱神公义的审判和永远的沉沦。那么，今天我要问一句，毛主席是罪人吗？他不信耶稣，也要灭亡吗？”（当然，在神福音真理一边，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是罪人，毛主席当然也是个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拯救，凡拒绝不信唯一救主的人，必然灭亡、逃不脱神公义的忿怒和审判。但我不提这个，只从“人民”的观点立场提说。）
南阳路教会的首次控诉大会近了。一切都在“三自”的领导和布署之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紧跟着、配合着。党，和“三自”领导上，为了更有把握地开好、开成功这首次控诉大会，所以决定和布署，在正式控诉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先分成南阳路和虬江路两边，各先开一个“试”控诉；南阳路那边，由“三自”的干将刘良模亲自指导、主持；而虬江路那边，则由“三自”另一位干部蔡先生指导、主持。（蔡先生的太太，也是虬江路第22家的一位组负责姊妹，我认识，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守真小学部的学生）。会上，有好几位弟兄和姊妹站起来控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切进行的都很正常，最后由蔡先生作指导性的总结讲话。在总结中他指出，一位（胖胖的）吴弟兄所控诉的内容、太鸡毛蒜皮，没有把主要的关键问题控诉出来；又转身指着我说，这位吴弟兄控诉得好，抓住了重点、要点。我想不到这篇控诉稿，竟蒙了蔡先生的夸奖。散会后，蔡先生来与我握了手，对我说：你在明天晚上的正式控诉会上，可以作一个典型发言。
9、控诉大会大乱
第2天傍晚，我带着稿本乘1路电车去南阳路参加正式的首次控诉大会。路上约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一次争战，心灵上压力很大，却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事，就在电车上再一次迫切祷告，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我的主人。在聚会处，长椅三面层层排列、围着讲台前一块四方的空地。大会由刘良模主持，倪弟兄也在。经3位肢体控诉发言之后，我也站起读我的控诉稿。那晚不知怎的，神赐我发言特别顺利，说话通畅、慷慨激昂、声音哄亮，似乎我的普通话、也讲得比平时好的多。全场显得极其安静；控诉中间，只有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从会场的一端、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到讲台前旁坐下。我按次宣读到第4部分（传福音），尚未读完，突然听到“嘘”地一声，立即，嘘声四起、全场都轰闹起来。“这个人是那儿来的！”“……”全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插进来进行破坏的特务间谍一样，喊这个、叫那个，乱成一团。有一位青年弟兄，（我认识他，因在交通聚会上听过他作见证，是一位很爱主、很追求的弟兄，但大概他不认识我），他敏捷地从我手中把稿本夺去，并坐在我旁边、看守着我。那时，我心灵中非常平静、喜乐，我默默地为南阳路的肢体们感恩。心中说，到底还是南阳路的弟兄姊妹，在心灵中还是能被这些话所刺痛的，恐怕换一个别的教会开的控诉会，我这些话还刺不痛他们的心呢，我这篇控诉、还能顺利公开地进行呢！那时，刘良模不见了，倪弟兄也不知去哪儿了。有人叫我站到小方空地，盘问我这个，又有几个人接着责问我那个、又那一个、我一一耐心回答，当然他们是不会满意的，而且等不到我回答，一句、两句，立即又有七嘴八舌的许多新问题提出来，你喊一句、他问一句，弄得我最后无法一一作答，甘脆只好坐下来不答了。但整个会场继续乱得不可开交。正还纷乱时，我上述提到的那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站了出来（第一下嘘声，可能是从他开始的），他向大家摆手示意，会场略略静了下来。他说话的矛头所向，完全不是针对我。他说：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倒要问一问刘良模先生，要请刘先生向我们大家说说明白。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传福音合法不合法？务必请刘先生当着大家说说清楚。（几年以后，我听到说，就是这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与别人一同被抓下监后，在关押审问中吃了很多、很厉害的苦头，只是情况不详）。刘良模硬着头皮出来了，因为他是控诉大会的主持人。我真佩服刘良模的口才、和他那两张灵巧的嘴皮，真会说话呀！他极力安慰大家，三番四次着重让大家安心、放心，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可靠的、不会改变的、绝对兑现的，并用许多生动实例来证明。可他就是小心翼翼、绝口不说一句“传福音是合法的、自由的、政府是许可的”不！绝对不提一句、也不漏嘴半句；因他心中明明知道、党和政府最恨到处真的传福音、领人悔改信主；自由、许叫、合法，管不了则无奈，管得了就立即变成相反、狠狠打击！就凭他那两张巧嘴皮，渐渐地把全场的不满情绪压下来，安慰安慰、淡漠下来，时间也确实很晚了，只好散会。
10、两个立场
散会后，刘良模要我明天上午、去“三自”办公室。第二天我去“三自”时，刘在，蔡先生也坐在旁边，低着头，没有说话。刘问了我几句，我照答。昨晚的大乱，是完全出乎“三自”意料之外的。从刘的话中，也得知，他对昨晚南阳路众弟兄姊妹的乱，反应如此强烈、十分不满，说是“太过份了”。但现在怎么办呢？在刘、蔡看来，我控诉的内容是正确的，无可非议；可是又怎么会形成这么坏的效果呢？似乎他们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太突然、太反常了。最后，刘良模把事情推给上海市的宗教事务局，因为党和政府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嘛，让政府来决定这件事怎么处理。刘就对我说，你去市宗教事务局（很远，在沪西南），看政府怎么处理。我去宗教局的长途中，很可能“三自”刘在与宗教局的电话联系中汇报、请示、商量、讨论了此事。宗教局的干部对我很淡薄，打着官腔盘问了几句，就说：你还回“三自”，刘良模会告诉你怎么作。他们似乎是把我当个皮球、踢来又踢去。又见了刘良模，他说：你写两个材料，一个是你的“自传”（简单历史），一个是“坦白”（说说这次写此控诉的前后思想情况），各用复写纸（当年尚无复印机）一式四份，一份给政府（宗教局）、一份给“三自”、一份给南阳路教会、一份自己留底。我回去了，祷告主，因我不知道如何写才好。《自传》倒简单，关键是《坦白》如何写。
校长和同事（大都是女同事）们都听说了我这件大事，我们一起在大办公室，他们议论我，嘻嘻哈哈。大家问我，你怎么写的这篇《控诉》呀？我笑笑，闭口没有答。校长在旁边，说：我知道，你现在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一切所作的事，也都是从这两个立场出发；一个是教师、或人民的立场，另一个是基督徒的立场。大家就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我，我一句话也不说。但神用校长的话提醒我。我想：是呀，在主的引导下，的确，我清楚我有两个身份（或说，两个立场）。一个是教师身份、或人民身份，许多具体事或具体工作，都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作的；另外一个身份（立场）是基督徒，这个立场更是我所坚持的。主引领我，就用这两个立场的观点、来写这两篇材料。至于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我一点点也不提。那就是：当在一件具体的事上，这两个立场有抵触、有冲突的时候，谁服从谁的问题。是基督徒的立场服从教师（人民）立场呢？还是教师（人民）立场服从基督徒的立场？在我，很明确，是后老、绝不是前者。但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哪个立场必须服从哪个立场的问题，在“自传”和“坦白”的书写中，闭口，不写。
感谢主，我就按着主的引导，用“两个立场”的观点，顺利地写了此二文。在《自传》中，我提到我悔改信主、成了基督徒，且受到以倪弟兄为首、福音书房等的属灵书籍等等造就，确立了基督徒的立场；又从解放后的马列主义学习中，懂得并了解人民的立场和观点。在《坦白》中，我写到，从基督徒的立场出发，我曾反对过控诉；但倪弟兄既然教导我们、动员我们，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进行控诉，所以，我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了这篇控诉稿。这就是此二文的主要内容。但我如何因反对控诉而被教会封了口、反对失败、痛哭在神的面前，主又怎样安慰我、吩咐我……，这些，我就一句也不说了。一式四份，交给刘三份（其次两份由他们转交），我自留一份。政府、“三自”、南阳路教会，看了我此二文以后，都只有一个共同反应、共同评价，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立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立场”。这话不错；真正的立场是只有一个，究竟哪一个是我真正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但是他们却都无法准确判断，我究竟站的是哪一个立场呀？因为，这两个不同的（某些事上是相反、相抵触的）立场，在我身上、即我的一切行动表现上，都有大量的、真实的具体表现，可资证明。反正主既引导我这么写了，就一切都交托神来管了。真的，主都负责任管理着。
11、后续发展
事情闹得很大，影响也不小。从这个首次教会控诉大会大乱、出事以后，南阳路教会的控诉运动、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开展不起来了。从倪弟兄和长老们、到全教会，都深深感到这个控诉运动、对教会的基本信仰（即圣经真理）的威胁与危害是多么大呀；在“控诉”中，已经分不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影响、和圣经真理与主教导的影响了，划不准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了。怎么能再进行“控诉”下去，而同时又能坚持基本信仰、守住圣经真理呢？不但控诉运动进行不下去，还有比这更深远的影响-----牵涉到教会前面的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了、牵涉到教会该不该参加“三自”的问题了。但这是后面的事了。目前，是应该如何对待我、和我的这篇“控诉”呢？对此，倪弟兄和教会方面很重视，又觉得很难。在政府和“三自”方面，同样很重视、同样觉得很难。双方对我，都进行了许多暗中的调查和了解，作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判断。
教会方面，已经从那位青年弟兄手里、掌握了我那篇控诉稿，并研究了，认定了我必然昫已经完全背离了主、“放弃信仰”抑了敌。巧不巧，教会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蔡太太、她所写而没有发表过的控诉稿。把这两篇稿子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其重要部分、有很相似的观点和内容；于是，教会做出了以下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只是个傀儡、算不了什么，只是受了蔡先生夫妇的影响而已、被他们夫妇利用了而已。蔡先生夫妇是主谋，是我的后台，只是他们自己不出面，把我当作炮手、当个前台傀儡表演；蔡先生夫妇的计谋和目的，是要通过我的控诉、来搞垮整个南阳路教会的基本信仰，真是用心险恶。所以，控诉会大乱过了不多天以后，教会（实际上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就派了两位家负责弟兄（其中一位我认识），上守真中学办公室找我谈话了解。他们问话中着重问我与蔡先生夫妇的关系，问得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我只知他们夫妇是小学部学生的家长；蔡先生（大概）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现在是“三自”的干部；蔡太太是熟悉的组负责姊妹，也是这次控诉运动中的积极拥护者。别的，什么关系呀？我莫名其妙。两位谈了半天，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失望地走了，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就是那么回事。我看，是神故意把他们的眼睛弄胡涂了。不但如此，政府和“三自”方面，他们也在进行各种调查、分析、判断，也有着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年青、历史（和社会关系）简单、算不了什么，是个傀儡；在我背后有后台牵线人、有政治上的背景，我不过是他们所利用的一个工具。政治后台是谁？他们也已经有了分析、得了结论。政治后台是倪弟兄，是教会长老。政府认为，倪弟兄虽然加入了“三自”，只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实意地跟“三自”走，只是个应付策略、手段而已。他们表面上也只好搞控诉，却不是真搞。他们不亲自出面来反对控诉，所以策划找一个工具，利用我的控诉圣经和基本信仰，来破坏党和政府所领导、所布置的教会控诉运动。所以，他们也进一步对我调查了解，寻找倪和教会长老是如何利用我这个工具的线索和证据。神把他们的眼睛也弄瞎了。由这件事开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与政府和“三自”，彼此长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互找进一步线索，要挖出我背后的后台来，却都是徒然。神怜悯我、保守我，把我放在狮子的上下牙齿间的牙缝里边，安然无损、十分平安。我没有任何可夸的，但神我的主是应当称颂的。
约两个月后，教会派一位长老来，通知我：“停止你擘饼”（就是，把我从南阳路教会中开除）。以后听说，教会长老也同时把蔡太太开除出了教会。对于开除我，倪弟兄说了一句话：‘宁可失丧一个弟兄，不可连累整个教会”。记得大祭司该亚法对主耶稣也有过类似的话，但我不敢这么比法。只对主说：“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愿你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那时，我算是学校教师工会的“副主席”。一位同事暗中告诉我，区教师工会领导上听到我这件事后，就说：像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可以当工会干部吗？很快，通过一次选举，换了别人。控诉出事是1951年8月，半年后放寒假，我去姐夫大姐家休息（那时，姐夫早已作了卫理公会中的教区长，他和全家早已从常州调到无锡）。姐夫和大姐专找我谈话，问我，你控诉圣经，是怎么回事呀？因为，姐夫作为教区长、去上海开会期间，得知党的领导上（可能是比较高的一级）在总结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进展情况时，听到会汇报说，在基督教界开展的控诉运动中，有人控诉圣经，使运动的开展受到相当阻碍。党领导一听，立即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是要破坏党所领导的控诉运动，把运动引向歧路，你们一定要好好追查一下，是谁头一个控诉圣经的？这后边有政治阴谋，一定要彻底弄清楚。调查很快就有了初步结果，第一个控诉圣经的是吴××。姐夫开会时听到这些话，出了一身冷汗。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都认识我的母亲，我从小到大的景况也差不多都略知一些，到底我背后的政治阴谋是怎么回事？不但姐夫当时出冷汗，姐夫和大姐问我时，脸色也都变了。我心中知道事情不小，没有回答姐夫和大姐一个字。姐夫和大姐以奇怪和不理解的眼光看了我许久，但他们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走了。我懂什么？我有什么？我凭什么？不过是个无用的器皿。主自己要作什么，愿主作。
那时，我看到一个南阳路出的小册子，内容是，倪弟兄向众弟兄姐妹的一个讲话（或许是一篇信息）。在讲话的前面部分，倪弟兄作了分析：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化中，会出现三种类型的基督徒。第一种类型的基督徒，是在时代潮流中背离了救主，放弃了信仰，下面接着的几个字是：“像吴××（我名）那样。”我到底是否背离了我救主，是否“放弃了信仰”，我自己知道，主更很清楚。够了，我不怪倪弟兄弄错了，虽然他一直是我所十分尊敬的，神所大用的仆人、使徒，到底他也是人呀，先知所知、所讲的也有限呀，人不一定能鉴察人的内心，但主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已被（南阳路）教会开除出去，以后，可以说再没有机会与过去的肢体们交通来往了；但几乎所有南阳路的肢体们，一提到我的名字，都知道我是一个早已背离主“放弃信仰”的人。我也再不了解以后南阳路教会的详细情况。但我也得知：倪弟兄、长老、和全（南阳路）教会，自从那次控诉大会之后，不但没有再能把控诉运动推进下去，而且他们与政府“三自”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顺从地跟着走，变为互相猜疑、互相防备，关系越来越恶化、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我当时并不知道，关系竟恶化到他们退出了“三自”的程度，这是过了好几十年、我出监（1987年）以后，才在与一位忠心主仆人的通信交通中知道的。退出“三自”，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他们是“基督教”各宗派教会中，这么重要的一个宗派，那政府是不会许可的。于是，倪弟兄首先于1952年被捕入监，长老和教会，继续跟政府和“三自”对立着。大概两年或三年后吧，许多长老和负责弟兄姐妹也被捕下监，教会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被取缔，全体弟兄姐妹被召聚起来进行好些天的学习和批判。教会大受逼迫、大遭摧毁。我为倪弟兄和教会大大感谢主。若不是从控诉大会大乱开始，神亲自挡阻他们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进行控诉下去、继续跟着党、政府、和“三自”走下去。跟党和其工具“三自”走下去是错路、是通向灭亡的世界宽路；现在大遭逼迫患难，倒是正路，是主自己所走十字架的窄路，这条路是通向永生的。我感谢赞美主，一切都是主自己作的。我曾参与的这场争战，是我教师工作阶段中最厉害的一仗。
12、小小的尾声
刘良模，是全国“三自”组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得力干将，他忠诚于党和“三自”事业。我虽在控诉会大乱事件中，只与他打了唯一的交道，但我知道，我在他的印象中、脑子记忆中，是很深刻的。正如他在我脑子的印象中，也是很深刻的。他主要是对南阳路教会、那次对我控诉大乱的反应，很不满；并不是对我、和我所控诉的内容，有什么不满。很可能，他与倪弟兄、与蔡先生夫妇，对我的印象和认识，都差不多。倪弟兄认为，我原是个基督徒，但在这个时代大变化中、受了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立场变了，悖逆救主了、“放弃信仰”了、“进步”了、跟随党和世界潮流走了。在刘良模和蔡先生夫妇看来，也差不多是这种性质上的变化（可能党和政府“三自”等也是如此看），认为我原是基督徒，虽曾起先反对控诉，但究竟受时代进步力量的影响而转变了信念、写出了那篇控诉稿。即使控诉的效果很糟、破坏性很大，但主要责任不在我，我还是个老实人。后来我又回守真堂里聚会和事奉（执事），那些年，“三自”运动在各宗派教会中蓬勃开展着，而在守真堂开展的“三自”运动里，我是最竭力反对“三自”的人，最顽固、最大的“三自”运动障碍；这个情况，也已由积极参加“三自”的守真堂负责人姜弟兄反映到‘三自”里去了。有一天，程嘉禾弟兄和我在姜家（我们三人在神学院时是很亲近的同班同学）吃午饭时，程弟兄笑着对姜和我说：当刘良模听到你如何竭力反对“三自”时，公开说了一句：“吴××这个人可不简单呀，过去他曾进行过控诉，现在却又反对‘三自’，不简单呀！”看得出，他对我到底是什么人，开始打了一个大问号。打问号就让他打去吧。不久，神又把我调到北方，远离了上海，换了另一个战斗岗位。这次控诉的事，在政府和“三自”方面，再没有下文，连以后我被判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中，也丝毫未提。今天，即此事近五十年以后，在主的引领下，我把这一仗的过程说清了、公开了。如果谁要定我什么罪、或要追讨我什么罪的话，就定去吧，追讨去吧。反正主是这样引导我、我也按主所引导的这样作了。

四、第三个仗——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对于中小学教师人民灵魂的工程师来说，解放初（即1950年头几个月，主要是寒假）组织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只是初步的措施，重点在学习、宣传方面，未能把重点放在联系和批判每个教师自己陈旧的错误思想上。当然，这是很不够的。经过市党委比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组织，打算利用1952年暑假、约两个月的全部时间，对全市的中学教师、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小学教师数量太大，放到明年暑假再说了，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中学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不是分散在各校或各区，而是全市性的、统一领导、统一组织。把全市的中学教师分成七个大队，加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每个大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其中最大、人数最多、组织领导最强的是第一大队。这个第一大队的成员，就是全市所有教会中学的教师，（其它六个大队都是非教会中学），地点在校舍条件最好的市三女中（就是过去全市著名、比较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它已由政府接办、并改名)。整个暑假，吃、住、学习、生活、全在一起，不出外；各个教室白天是各小组学习地点，夜间是宿舍（打地铺）。第一大队又分成好多个中队，各个中队再各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守真中学的十几个人是一个小组，与原中西女中的40左右人（几个小组）是一个中队。中队长，就是市教育局的人事科长，还有教育局的几个科员和两校的政治教师等，都是中队里的骨干力量。各小组成员除教师以外，还各有两个学生代表参加，协助教师进行思想改造。
1、两件插曲
在这里插进来先提两件小事。一个是有关我神学院毕院长的事。1949年夏，我没有把我辞传道找职业和参加南阳路聚会这两件事、去神学院向毕院长汇报请示，或至少告诉几句话，当然在院长心中对我是很不满的。那时，我母亲因年老（约61岁）而辞去传道职务，去天津北京我三哥家住；在离开南方以前，要我陪她去见毕院长。谈话中，毕院长向我母亲表露了对我的不满。我没有说话，因我心中知道，虽是神引领我这样作的，但究竟从人与人的关系讲，我是理亏的。以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下半年或1951年），在时局和环境的压迫下，神学院停办，毕院长也不得不等候船只回美国，暂住在虹口区的景林庐、即卫理公会为女传道人预备的住处。我听说以后，特意去景林庐看望她，作一个辞别。并特特取了一个白卡片，上面用英文简单写了一句话，大意是：“亲爱的母亲：请您放心，我一直跟从我的主。以巴弗。”把这张卡片交给了她。她看了以后，定睛望我，放心地点了点头、笑了笑，我们就辞别了。
另一件事：我初去守真堂实习传道时，与守真中学的教务主任×弟兄住在同室约两年，所以彼此很熟悉，在主里常有交通。他在未信主前，即抗战时期，曾在家乡（浙江余姚吧）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有过联系。后来他父亲与他都信了主，且都作了传道人。他文学好、工作能力强，曾与赵世光牧师同工多年，负责《灵粮月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他离开了赵牧师和“灵粮布道会”组织，来守真中学教语文、历史等，后又作了中学部的教务主任。解放后，他逐渐很少参加聚会，也很少属灵上的追求，每主日常与一个同事聊天没个完。1952年暑假在“思想改造”前几个月，我从与他一次单独“交通”中，得知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背离了且否认了救主耶稣。随即，同事们都知道了这事。政治教师（不是两年前的那位，另一位，她与众同事们的关系不错）问同事们对他的“放弃信仰”看法如何？她们说：“这事我们一点也不奇怪，早就看出来了。”他对这次暑假、政府搞的“思想改造”运动很高兴，认为是他与党组织之间恢复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但对大多数同事来说，听到“思想改造”这四个字、就很惧怕、担心。
2、思想改造运动中神给的原则和方针
我也在主面前为这不很平常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寻求主的旨意，应该如何对待才好呢？很明显，这与一年半之前、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事不能同日而语。“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感谢神，主从来不轻看他子民的寻求，必要让他们寻见。对这个“思想改造”运动，主光照了我一个重要原则：“凡不是从神来的东西（思想、观点、作风等等），而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传统来的、从家庭来的、从世界和肉体情欲来的，都可以改造、可以批判、可以放弃，没有什么留恋它的必要；然而，凡是从神来的、从圣经真理来的、从主的教导来的，则一点儿也不能动，都必要坚持，不批、不改、不放弃。”赞美主，主的话、真如同光照在黑暗里，我心灵里边立时明亮了，充满喜乐、平安、坚定，心中有了谱、有了底。高高兴兴，带着被褥蚊帐等去参加。
3、 一次厉害的“思想斗争”
到了前中西女中，我们男教师都住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大楼里，（女教师住在另一栋大楼）。守真的男教师都睡在一个教室，白天把铺盖卷起放一边，与女老师们全小组都在此学习讨论。这个大楼很大，有三层，楼前是很大的一片绿草地，环境优美，宽敞。我发现在三层大楼的上面，还有一个人字形的屋顶四楼，是个不太大的礼堂，平时不用，也没有人去，我就天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起身，带着串珠大圣经，到那里的窗下，一个人祷告、读经、亲近主，把前一天学习中的情况和问题向主汇报，也求问请示主、今天应该如何作。从运动开始到最终，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极宝贵的好地方。
每晨早饭后，就开始学习。头一天上午，主要是大队长作报告。在大队长所作的报告里，明确了党和政府对教师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所要求达到的目标。重点是肃清三种反动思想，即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思想、官僚买办思想，这些反动思想都必须重点肃清。至于资产阶级思想、仅仅是附带批判而已（1952年，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党需要团结、还不是打击的对象），不要求肃清。至于“宗教信仰”方面，则在大队长的报告里，丝毫没有提及。大队报告后各回各组，一连几天着重讨论报告的内容，联系自己的思想反映、心得体会等等。另外，把这次学习的文件，发给了每个成员，作为学习运动中的根据。有时候，中队里的干部也来参加我们小组的学习和讨论。我照旧在小组里发言比较踊跃。大概过了四、五天，有一天，全大队去外边一个很大的体育馆里、与其它六个大队在一起开大会，听党政领导、首长作报告。作大会报告的是党的重要领导人陈毅市长。他向全市中学教师作报告的中心内容是：他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学教师，号召我们“知识分子跟共产党作长期的朋友、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说了整个上午，中午回大队，下午继续讨论。大队长的报告、所发的学习文件、陈市长的报告，都在不断的讨论中很熟悉了、理解的更深刻了。有一天早晨，小组学习讨论刚开始，在学习文件上、有那么一句很重要、很关键的话，突然，如闪电一般，刺进我的脑子里。这句话是：“教师，必须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文件中皀这句话，是党、政、领导上，对于教师的一个很重要、很明确的要求。但我们第一大队，在大队长的长篇报告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及这个要求。
在此，先插述一段话：几年以后，即约1956年吧，我被调到同济中学以后，才从同事得知，当1952年全市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其它六个大队的大队长报告中，都十分强调“教师必须是马列主义者”的这个要求，没有含糊。独独第一大队却一句不提。后来理解了此中的奥妙，正因第一大队都是教会学校里的教师，其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如果要求也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的话，则势必要触及到教师的“宗教信仰”问题，那就或许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对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很不利的。所以，当第一大队大队长作报告时，就故意不提出这个要求。然而，大队报告中虽然不提出，不等于党没有这个要求，因此正式学习文件上，决不能删掉这句话，这个要求、仍然是党对教师的根本要求。也不能妨碍在中学教师的其它六个大队中，强调这种具有原则性、根本性、不可改换的要求。
在说到那天早晨，文件上“教师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这句话刺入我脑中后，引起了我极大的混乱和思想翻腾。教师既然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那么，一个非马列主义者就不够资格当个教师。我现在是个教师，但我是个马列主义吗？肯定不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就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真马列主义者。虽然我在圣灵和圣经真理的光照指引下，可以学习马列主义，了解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可以在教师工作中使用这些马列主义知识、立场和观点，我却仍然不是个真的马列主义者。现在我是个教师，且作教师工作也已经有几年了，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工作和教师工作的实践，我也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教师工作。在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工作中，感到只有教师工作对我比较合适、符合我的“擅长”。但不管合适不合适、擅长不擅长，究竟我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没有资格和条件当个教师呀！不但现在没有资格当教师，就是多少年以后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变成马列主义者（因我基督徒的身份是永远的），仍然没有资格和条件当个教师呀！我已经信主、已经属主、已经跟了主，就永远不愿意离开主、去当个马列主义者，换句话说，永远当不了教师。既然肯定，我当不了教师，那我还在这里参加这个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干什么用？白学习、白改造嘛！在这里呆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肯定，我永远当不了教师，那么，去作什么工作好呢？作农民？作生意？作工人？我都不内行，工作也不好找。我又失业了，怎么办呢？越想越乱，失业以后，各种可能性都存在；若是又镻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去讨饭？不能。我年轻，有劳动能力，怎么能讨饭呢？圣经说：“若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这话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说的，不是对孩童、老人、病人、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说的。我不能讨饭。……整个上午，一直到下午近5点，我坐在小组里，一直皱着眉、愁着脸、低着头，满脑子混乱、翻腾，一言不发。小组里同事们都在旁边奇怪，今天你怎么啦？但也没有人问，他们继续讨论他们的。「若不能找到别今天你怎么啦？但也没有人问，他们继续讨论他们的。“若不能找到别的工作，又不能去讨饭，那怎么办呢？反正教师工作肯定是作不了了，那么，怎么办？继续心乱如麻；既不跟任何同事说一句，别人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好意思开口。约下午五点左右，在继续混乱中，突然从我心中迸出一句话来：“饿死，也行！”感谢主，给了我这句话，下了这个心志：饿死，也行。眼睛突然亮了，脑子清醒了，心情平安了，愁容也不见了，我拿起几张白纸，拿起笔；同时，小组讨论也快结束了。同事们这才问我，今天一整天，你怎么啦？我说：我写，详细写，交给小组或中队领导。晚饭后，晚上的小组会我仍没有参加讨论，而是在椅子上写我给小组和中队（连大队）领导上的报告。主要写我这几乎一整天、思想上触及到的那句话“教师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和由此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和激烈斗争，直到最后“饿死，也行”的结论。我着重向领导说，我不可能、也决不愿意、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肯定，我没有资格作个教师，现在参加这次思想改造、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请求领导上允许我，离开这个学习运动，或是开除我出大队，我另找工作去。写到这里，似乎想写的都写完了，就准备要交上去。
4、神给了新的引导
正此时，神又光照我。神提醒我，前几天，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时，陈毅市长代表党中央的领导（在他的报告中也未提到“教师必须是马列主义者”这句话）、向广大知识分子的号召：号召一切知识分子“跟共产党作个长期的朋友（不是“同志”），参加工业化建设”这还是可以接受得下去的。既是朋友，就不是同志、不是马列主义者。
再插言一段：在我的心灵深处，还特别欣赏陈市长提的“长期”二字。神让我当时就看到：既是“长期”，就不会是“永远”，最多只有几十年、到我离世，这个“朋友”关系就将结束。神又给我看到，既是“长期”，则到底多长、并没有规定死，十年、二十年可以是个长期，二年、三年、五年也能算是个“长期”吧；总之，这个长期也昫有限的，到了某一个年日，就可以变成不再是朋友了。不是“朋友”，又是什么呢？当时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朋友”关系是个未知数，是个可变量。现在四十多年后，就明确了，的确是个可变量；我进监之日、及以后，哪里还是“朋友”呢？人家已经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了，是个“阶下囚”、和“专政对象”了。“长期”二字，说得对呀、说得好呀。
神既然光照了我，可以接受陈市长这个号召，我就接着报告中已经写的、再写下去。告诉领导，神又光照我，我可以接受陈毅市长代表党所发出的号召，虽我不是马列主义者，但“愿意跟共产党作个长期朋友，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我的心灵中，已进一步明确了神的旨意：一方面，一旦党和政府不满意我始终不肯作个马列主义者，而踢出教师队伍，我又找不到生活出路时，“饿死，也行”；另一方面，当党和政府不提要我作个马列主义者，还让我作个“朋友”参加建设时，可以接受、答应。我接着写完了后面添加的话以后，共写了三张纸交给了领导上。然后，我一面继续正常地参加学习和讨论，一面等候领导对我的报告作出反应、作出处理。领导没有对我作任何反应，连找我谈话也没有。我也安心继续学下去，认真挖掘、批判我所受从旧社会来的（除了出乎神、出乎圣经真理，一句不提以外），从帝国主义来的、从封建社会来的、与官僚买办阶级有关的反动思想，后阶段又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在小组学习中，都尽了我该尽的力量。
主也一直引导我、扶持我。我又积极参加了办黑板报等工作。那位作过传道人编过《灵粮月刊》，又“放弃了信仰”的教务主任，在小组学习中，向党表达了特殊的感情，甚至哭着说：“党呀，党呀，我对不起你，当年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革命事业（意思是指，他又悔改、归信了主耶稣这种宗教迷信，甚至去作了个传道人），……今天我要重新投入你的怀抱，……”在本小组范围内，没有人向他提什么意见。日子很快，两个阶段的肃清反动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挖掘、互提意见、批判，已将结束，最后，是思想改造总结阶段，由各人自写总结，经小组讨论批判，决定是否通过。若通不过，或是有问题的，就拿到中队里，由中队重点批判帮助。在我平时的挖掘思想、自我批判中，我从来都不提“宗教”二字，或圣经等等一句话。
5、我“总结”中的两个政治问题
但现在写总结时，我感到有两个有关“宗教”、也有关政治的问题、需要在总结中说明一下或表态一下。一个是，去年8月我在南阳路教会中控诉，引起大乱的事情。对这件事，我在总结中说，我已经按当时政府（宗教局）和“三自”所要求于我的写了《自传》和《坦白》两个有关我和这政治事件的材料；一式四份、一份存于宗教局、一份存“三自”、一份存南阳路教会、一份自存。如果领导上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从这些部门取得了解。另一个是，我与神学院毕路得院长之间的关系。主引领我是这么写的：“在政治上，她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她在帝国主义阵营范畴内、我在社会主义阵营范畴内。（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尚未恶化，中国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以，在政治上，我与她的关系一刀两断。但在属灵上，我认她为我属灵上的母亲（正如她回国前，我在给她的卡片上所写的）。”我总结交上去了，在小组内的讨论中，许多人对此提了意见；对控诉事，没有人提什么，但对我认神学院院长是“属灵上的母亲”，这是小组内没有人会同意的。甚至那位“放弃信仰”的教务主任严厉批评我说：“你在这次思想改造中，是白白改造了，一点也没有转变！”但别的同事（连学生）却不以为然，小组会后，政治教师特地找我，用了约两个小时之久，反复耐心启发帮助我。她的总意是：这下半句“在属灵上，我还认她为我属灵上的母亲”是极其错误的。很明显，她（院长）是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份子”，怎么能称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份子为母亲呢？我低着头听她说，一直没有言语，最后，我对她说：“我仍然是这种看法。”她见对我的思想工作失败，也就回去了。
感谢主，在坚持称毕院长是我属灵母亲的见证上，我没有失脚、没有迁就、没有让步、因为这个关系是在基督里的，谁都无法破坏。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那位“放弃信仰”教务主任写的总结，竟在小组里通过的很不顺利。搞到中队里，又受到前中西女中一些人的愤慨和批评。他自己心中也很不服气，埋怨中队领导上太偏袒“教徒”，迁就了他们。
6、入党的诱惑
最后，是全大队、各中队各小组，评选这次思想改造的“学习模范”，作为这次运动的结束。又发生我想不到的一件奇怪事，小组里的同事们等，竟把政治教师（小组长）与我两个人评了上去，末次大队会也公布了各组学习模范的名单。教育局和局长召集我们这些模范，开了奖励会。在奖励会后，我与政治教师一同回校的路上，政治教师问我：你对党有什么看法？我知道这个问话是“你是否要求入党？”的意思。我赶紧明白地告诉她：我不可能申请入党，也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她就不说下去，不再言语了。
7、岔路口的刹车
我虽然没有想入党，但在这种上级奖励的气氛之下，自己不知不觉、似乊在感情上与党非常接近、近乎亲密（样样事都特别积极。两个星期后，主光照责备了我，因为我因这个缘故与主的关系很明显地反到疏远起来了，爱主的心也很不如以前了，“你把起初的爱（主之）心离弃了。”〔启2：4〕。赶快靠主刹了车，重新恢复了与主的亲密关系。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回来后的两个星期，是我属灵上的一个危险、一个岔路口。感谢主，总算刹住了车。
五、第四仗——基督徒学生聚会（1953.4-1957）
守真中小学只有初中，附近另一个教会学校怀恩中小学的中学部有高中初中。怀恩中小学在1952年暑假“思想改造”以前，就已被政府市教育局接办改名为“培青中小学“；而守真中小学却尚未被接办。1952年暑假后，两个学校就一直酝酿着要合并，同时守真也被接办。即两校的中学部都归培青，为培青中学；两校的小学部则都迁到守真原址，另起校名。1953年暑假，教育局正式接办两校合并了。培青的校长和教务主任、都已经是党员，政府任命的，他们继续领导培青。而守真的校长、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都不是党员，由教育局把他们调往别校，当个普通教师；只有守真的一般教师，才留任两边的中学或小学。并校前，1953年4月，守真中学在虹口公园开了一个全校运动会。感谢神奇妙的工作和带领，在运动项目的空隙休息时间，公园草坪上，有几个基督徒同学，不约而同地见了面，我们坐在草地上，一起聊天、交通，都感到我们这些主内弟兄姊妹有在一起聚会、交通、祷告的需要；几位同学都很主动，就约定，先为这事祷告、并继续交通；地点就借用守真堂（与姜弟兄与负责看门的弟兄联系好，他们也同意）。从那天起，每天放学后，我们就在一起，有祷告、有交通、有互相勉励和互相关心；有时，也自己请主仆人来讲道。少数人因家庭环境不便，就每天早晨提前一小时或半小时来守真堂，自己独自一处祷告读经，并按时去培青上课。开始时，我们只有五六个人，多数是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后来又有别人自愿参加、一起聚会。但也只有七八个，十个左右。我没有在聚会中起什么作用，也只不过是普通参加聚会交通的一个成员而已；倒是神感动几位比较负责任的弟兄和姊妹，起着主要的作用。
并校到培青以后，我们放学后在守真堂的聚会仍继续。不久，我因每天傍晚要去市教育局办的“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由各校领导保送入院）进修物理上课，而长期未能天天参加聚会；但那几位弟兄姊妹、继续自己负起责任，使聚会一直不停止，人数也逐步增加；甚至有不信家庭的同学自己来寻求主、归向主。我也尽可能抽出时间、上他们交通一次、两次。人数最多时（约三十多位。渐渐学校里也知道了我们，尤其是校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一位新调来、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党员任女政治教师，她特别注意我们。他们监视我们、盯我们哨，把我们当作眼中钉，当作是跟党和共青团争夺青年的集体；并派了间谍同学打进我们里边，假装渴慕主，天天晨祷积极，实际上，他却是校领导和共青团的耳目。
有一次，上海的“三自”组织，组织并安排了几个爱国“牧师”和“传道人”，专向基督徒青年们、宣讲爱国主义、进行“基督教”的爱国教育。由教务主任出面，（他又是高中物理教师、党员，与我比较接近）代表了学校领导，在某天上午课间操时间内，异常地向各教室有线广播，动员全校基督徒同学、去参加那个“三自”组织大会。显然，学校此举，是打算由此起，把我们基督徒的学生和聚会等，置于学校党的领导和控制管理之下。我一听，压力很重，十分惊奇学校向来没有过的这种作法。随即，一位同学负责弟兄来告诉我，他们听到广播后，感到不对头，已经立即通知了所有参加聚会的同学，今天中午放学后，立即去守真堂交通此事。大家到了，约三十位基督徒同学到场。一位弟兄发言后，我也向众弟兄姊妹作了交通：我们信耶稣与“三自”无关，主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了出来。“牧师”、“传道人”顶着神和基督的名义，进行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却不是在传神的话。我们在学校里受爱国主义教育是正常的，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神和主基督却厌恶有人冒主的名，却不是传主的话。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分别为圣。若去听这种“讲道”，主很不喜悦，也混乱了主的真道。交通完毕，我们一同祷告，散会各自回家。这一次，所有的同学弟兄姊妹，几乎没有人去听、没有去参加开会的；唯独在负责弟兄中，有一个弟兄，他不声不响、暗地里去参加了（这个同学，后来终于“放弃了信仰”，并在文革时期当了一个“造反派”武斗组织的头头，彻底背离了主）。那个作为间谍的假弟兄，我们一散会，就立即回学校，把我们中午在守真堂交通的详情，都向教务主任作了汇报。我回到学校食堂时，大家都已吃完，只有教务主任还在吃。他脸色沉重地（从来他没有这么严肃对待我过）对我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学校领导热情地向全体基督徒同学作了动员，你们却进行抵制、反抗……”我低着头，双手撑着饭桌，站着听他斥责我。最后，我向他说：我们基督徒愿意在学校里进行（作为教师）或接受（作为学生）爱国主义者，却不愿意听所谓“牧师”或“传道人”借神的名义来讲这一套；我们拒绝听这个。     打1953年暑假我们并入培青起（至1955年暑假的两年间，无论是校长、或是教务主任（他们都是党员），对我的教学和工作、以及我在进修学院里的学习成绩等，一直十分满意，也一直在各个方面照顾我、培养我。但现在，在基督徒学生聚会的事上，他们却不得想办法把我调离学校，而且要调远一些，使我与学校这些基督徒学生隔离开来，便于他们可专门对付基督徒学生，作他们的思想工作。学校领导与市教育局人事科研究商讨了（这位人事科长，即思想改造时我们的中队长，对我很熟悉），就由教育局人事科出面，一级调令，调我到市郊区、即江湾区的同济（前同济大学附中）中学教物理。同济中学，是上海市七个重点中学之一。按人看，我是太幸运了，高升了；同济这个重点中学，在许多方面的条件上，都要比一般性的培青中学好得太多了。而且同济中学校长，一听我已从“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的物理专业毕业，就让我教了高中物理。同济的物理教研组长是上海市的优秀教师，他也重视我、培养我，很满意我的工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调动的事，也达到了培青中学领导要把我和基督徒同学隔离开的目的。的确，这一着棋很奏效。我虽然买了自行车，每周六下午就骑自行车去市区守真堂参加晚上的青年聚会，在姜家吃晚饭，睡一宿，直到主日下午，教了高班主日学后，再骑车回校（另两位培青的同学，弟兄各担任了低班、中班主日学老师，与我是同工）；虽如此，但终究我与培青基督徒同学弟兄姊妹间的交通（更不用说祷告、互勉等等）大大减少了。
我调去同济后，基督徒同学们还是坚持了聚会有相当长的一二年时间，却是在走着下坡路，最终停止了聚会。同学们的聚会长期受到歧视和威胁（尤其是共青团、和培育学校领导方面），然而这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撒旦多方面的工作、却集中在一位主要的负责弟兄身上。3年前，即他信主以前，他曾是共青团团员，团对他的压力非常大；但压力和影响更大得多的则是家庭。他的哥哥嫂嫂（两位都和我念同一个神学院）逼着他走“三自”的道路，他母亲听了哥哥嫂嫂的话就向他哭，他最爱他母亲，母亲的哭声使他受不住了；最后，他在多方面的强大压力之下屈服下来。那时，我因长期缺少与他在灵里的深入交通，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主里劝勉他。但他在回信中却冷冷地告诉我，他将重新考虑如何对待他的“信仰问题”。以后，我与他再无主内的交通与写信。另一位同学负责弟兄，由于考不上高中而埋怨神，停止了主日学事奉，最后导致完全“放弃信仰”。
多年以后一直到文革年间，基督徒受到的逼迫是越来越夣了。文革时，我在宁夏的监狱里，（即劳改队，属天津市的劳改系统），约1968-1969年吧，多次有从上海、江苏等各地来宁夏作外地调查的人，到监狱里来对我作调查了解。从他们的问话里，得知都是对一些过去在主里与我有过交通来往的青年（尤其学生）弟兄姊妹；可以推知，这些青年弟兄或姊妹挨着其工作单位中的批斗和审查，那些调查人已经从挨批斗审查肢体们的口供和交代中，得到了一些情况。现在他们到我这里来，一面是为了核实所已知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想从我的口供中、再取得一些新的事实材料，好对主内弟兄姊妹们作进一步的批斗审查。我却从入监的第一天受审（1964年7月底）起，对待这一切审讯、盘问、了解、要求交代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一言不答。他们从我口中怎么问、用什么办法，也得不到我的一句话、甚至半句话，他们只好失望地怏怏而归，都是几千里白来、而一无所得。但我能从所问的话中，约略得知诸弟兄姊妹所受的患难逼迫。
1987年出监以后，也曾想方设法向过去与我有交通来往的弟兄姊妹处、去信尝试交通，尤其是过去的学生。却没有得到一个过去学生弟兄或姊妹的回音；可以看出，他们在属灵上受的伤有多么大，长期至今的余悸又有多么深！只深信，既是主自己兴起的这个工作，主就必保守每一个真正属他的人，使之“一个也不失落”〔约6：39，18：9〕。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仗（即第四仗），败得很惨；过去很好的弟兄或姊妹，现在却是软弱了、甚至是失落了。无限感叹。
六、第五仗——坚持不入“三自”（1951.11-1957）
自从1951年8月我因控诉的事而被南阳路教会开除，从那时开始，我就失去了南阳路教会的众肢体们，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祷告、读经、亲近主。每主日，亲近主的时间更充分了。父神和我的主没有离开我，因为我没有离开他、一直遵行着祂的旨意，为要讨他的喜悦；这是我心中极大的安慰，并因此更坚持紧跟着我的主。长老开除我，教会众肢体撇弃我，我不怪他们，这究竟是次要的事；只要主与我之间没有阻隔，那就够了。然而，突然失去了与主内肢体们的交往，也是够难受的。尤其当每主日我独自在房间里亲近主时，听到外边守真堂里唱诗的声音、同声祷告的声音，以及下午主日学听到孩子们的赞美歌声，和他们分班时、有的班要经过我的房门口上楼梯的声音时，我的心就跳动得厉害。我为他们祷告，求神因自己的名赐福与他们、与他们同在，我却不能自己跨出去与他们有交通，有来往；这种滋味也是够难受的。这样独自亲近主，约有三个月之久。然后，在主的引领下（我与姜弟兄交通此事。他答应我重新回守真堂聚会；再过两个月，又进一步参加了他们每主日晚上擘饼纪念主的聚会；这样，就完全结束了我孤独一人的属灵生活，又与肢体们在一起了。再以后，我又逐步担起了主日聚会领唱诗领祷的工作、下午主日学高班的工作，每周六晚上的青年聚会也是我所重点参加的；两年后，又被选为教会执事之一。守真堂里的弟兄姊妹，很多过去就认识，但也有不少新面孔、是我离开后的两年中来的。姜蒙光弟兄，自从1948年底开始负责守真堂的教会的工作后，的确主用着他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他那几年中向着主的心也是很单纯的，经常在祷告上花工夫，寻求主的旨意，克服了教会工作中的许多困难，着重事奉主、讨主的喜悦。过去公会（宣道会）教会传统下来的许多不合圣经的作法，他也敢于抵制、修改。例如：他拒绝被封为“牧师”，只让弟兄姊妹称他“姜先生”或“姜弟兄”；又如他把公会原先的规矩、每月一次的“圣餐礼拜”，改成像南阳路教会类似的作法，即变为每主日晚上全教会肢体的“擘饼聚会”纪念主。弟兄姊妹们在他的带领下，属灵方面受到不少造就，教会及负责弟兄姊妹（教会执事等）之间也比较同心，爱主和肢体间的相爱景况也比较好。“宣道会”，除了属灵上的传统影响外，在组织上，制度上几乎消失了对守真堂的影响。只是在过去，守真堂已经参加了上海许多自立教会所松散组织起来的“灵工团”组织，则姜弟兄并未退出，也没有打算退出。
对于解放后吴耀宗所发起的“三自”运动 (实际上是，吴耀宗等在党的领导下所发起和进行的，却未大肆宣扬这个党的领导，表面上还装作是吴耀宗们这些“基督教界的爱国人士”自己发起的。)姜并没有自发地去参加。只因“灵工团”决定参加了“三自”，那么，守真堂作为“灵工团”的一员，也就“算”参加了“三自”。对这件事，姜弟兄没有对灵工团加以抵制，却是很不积极地跟着“三自”走，他对“三自”采取敷衍敷衍、应付应付的态度就是了。只是“算”也好，积极认真走“三自”路也好，既然参加，就必然有明显的标志。守真堂参加“三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按照“三自”的布置，在礼拜堂讲台后的白墙上，高高地钉上了一面五星国旗。“三自”之所以这么规定的理由是：美国的（部分）教会内，也挂了美国的国旗，所以教会应该有国家的标志。奇怪，样样与“美帝国主义”都割断关系和影响的“三自”，倒要讲究学习起“美帝国主义”的榜样来了。其实，学习美国部分教会的作法和榜样是假，但想置在中国所有神的圣洁教会于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囹家的统治之下，才是真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回到守真堂参加聚会的。一方面，在各种聚会中，在属灵的追求上，在主真道的维护上，在与姜弟兄和其它负责弟兄姊妹（执事等）们的同心祷告，共同事奉，再众肢体之间的交往上、相顾相爱上，都感觉不到“三自”在守真堂神教会中的存在和影响；一般都很同心，且看见主与守真堂教会的同在和圣灵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在我回到守真堂参加聚会和事奉的几年之中，一直像有一根刺、扎在我的心灵中那样隐痛：就是讲台的高高墙上所钉的那面五星国旗。旧约以色列人经常悖逆主的道、随同周围外邦人的风俗去敬拜有形有体的偶像、假神，这是神所最憎恶、最伤心的事。更可恶的是，以色列的君王、官员、老百姓们，竟把偶像搬到神的圣殿中去污秽了圣殿、惹了神极大的怒气。亚哈斯王、玛拿西王，都曾长期做过这种事：把偶像搬进圣殿里，促使以色列众人一边敬拜神、一边同时又拜着偶像，竟长期没有一个人把偶像除掉。过去看到这些经文时，常感到很奇怪，难道以色列人从上至下的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分辨不出神最憎恶的偶像？竟没有人动手把偶像砍下来、搬出去、烧掉它？！但今天，我岂不也同样如此吗？明明是国旗偶像，放在神的圣殿（教会）之中，神的子民竟在偶像下面敬拜神，我不也是在偶像底下事奉父神吗？我照样也不敢把这个偶像砍（撕）下来、清除出去，以消灭神的怒气吗？在守真堂事奉主的这几年中，这根刺老是扎在我的心灵里，我却对此无奈、也无所作为。
然而，事情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渐渐地，姜弟兄对“三自”的态度有了转变。他这个转变，其中不无受到我们神学院中最尊敬的老师杨绍唐牧师走错路的影响，以及姜妻的堂姐蒋佩芬（在神学院时，我们都在同一班上课，但蒋和姜比我们早毕业半年）走错路的影响。姜越来越感到，教会和主的圣工（包括自己的前途），要想在新中国存在下去、发展下去，就非走“三自”的路不可！否则，此路不通，教会自取消灭。（说这样的话，好象连教会的元首主基督、也无法保护他自己的教会了，连主基督也只好跟着地上的政权走了，十字架通向复活的道路也落了空）。从此，姜对“三自”认真起来了、积极起来了，而且劲头十足；连讲台上讲道的调子也变了。我与他共同事奉中的矛盾，也越来越增大了、越加明显了、越发尖锐起来。我领的唱诗和祷告，与他讲的道，越发配合不起来，恐怕众弟兄姊妹也有所察觉。那倒好办，换一个弟兄领唱等，不就解决了吗？
1955年8月吧，在中国有名望、神曾重用皀仆人中，唯一不肯参加“三自”、叉倒公开指责“三自”的王明道先生被捕入狱，“三自”立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和布置全国各教会开展了一个“批判反革命份子王明道的罪行”的批判和讨论会。守真堂按“三自”布署搞的批判会虽然很不够积极，人数不多，只约十人左右，但终究是有人在那里“批判”主的仆人了、站到神的对立面去了。记得那批判会是周五下午。我心中十分沉痛。次日晚上的青年聚会（交通会）中，我严肃地提出这件事，责备这种连守真堂也盲目跟着世界走的“批判会”。指出：米利暗和亚伦也曾恣意批判毁谤神重用的仆人摩西。神不饶，发怒斥责并惩治了他们二人。米利暗和亚伦本身也是事奉神的人，神尚且不饶，何况“守真堂的弟兄姊妹”竟也批评毁谤起神忠心的仆人王明道来了？！
我讲完后，姜弟兄赶紧为昨天下午的批判会说了许多解释的话。总之，我们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表面化、尖锐化了。此后，姜弟兄想了几个办法，想劝我改变对“三自”不妥协的态度；他自己劝不动，就动员别人做这个“思想工作”。先是托执事中的一位年长弟兄劝我，不成；又写信给我在北京的母亲和三哥，请他们来规劝我，又不成。有一次，“三自”在取得众多宗派教会的参加后，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各宗派教会在一起的“团结”大会、“联合”大会。(注：应该注意，他们的这个所谓“大团结”、“大联合”的根基，不是主基督、不是主的真道，而其团结联合的基础是“爱国”，“爱国”的实质是“党的领导”，这才是“大团结”、“大联合”的基础；而在基督里或基督外方面、和主的真道方面，则是一个“大杂烩”；若不分辨这个“大团结”的实质，就要上撒旦的大当！)姜弟兄和几位执事都劝我去参加这个大会，说：“你即使不肯参加‘三自‘、也不要紧，你单单去听一听、看一看这大会是个什么样子，也好呀！”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和热情，只是拒绝去“听一听，看一看”。最后，姜弟兄让我过去代课时的学生、姜师母的弟弟蒋弟兄，特意远道到江湾区同济中学办公室来访劝我。我一听出他要我参加“三自”的语意，立即起身请他回去，送他到公共汽车站。至此，姜弟兄已对我完全失望，他晚上电话约我去附近熟悉的江湾福音堂里，告诉我要我放下守真堂的“执事”和其它事奉。就是说，不再欢迎我、在守真堂教会中、继续起任何作用。我非常难过，又一次失去了全体所亲爱、且非常熟悉的众弟兄姊妹们，孤身一人。但是，在坚决不参加“三自”组织、坚决拒绝党和政府对神的教会、对我这个属主之人的领导和勾结的事上，我宁愿失去所亲爱的众弟兄姊妹，也不愿意失去主、三愿意得罪主、跟错了人。宁愿孤单地紧贴在我主的身边，跟着主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跟到底。
七、择偶和婚姻（1945，1949-1957）
在1945年（十九岁）以前，即高中毕业、主呼召我跟随祂以前，根本就不考虑择偶这方面的事，因为究竟年龄太小；专心求学。但主呼召我以后，就开始感到、需要在这方面寻求明白主的旨意、对我是如何，该做好怎样的准备，作为以后逐步成长中、自己在这方面的方向和指针。首先，从圣经的教导可以明确；只有二种情况是可能符合神旨意的。一个是独身；一个是结婚成家。我既已属主、跟主，就应该做好这二种准备，而不是一种准备。这二种情况，前一种是很少数，且只有神给了独身恩赐的人才能领受这种恩赐。〔太19：10-12〕。但对大多数神儿女来说，则是后一种情况，因为是神从起初造人时，就是这样定规好的。只是，在结婚成家的同时，也伴随着脱不掉的义务、牵累、和责任。所以，我既应该做好独身的准备，这是好的，可以免除许多牵累和麻烦，但必须有神给的恩赐；若没有给的话，则不应该勉强自己独身。结婚成家是正常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神的旨意是如此；这种情况，就必然牵连到一个择偶问题。我也该在主面前，预先做好择偶方面的准备。择偶有些什么条件？一般青年人，择偶的条件有外貌、性格、健康、智能、能力、文化程度、职业地位、经济条件、年龄……等等不少；从我自己肉体方面的爱好来说，这种种条件对我也有着轻重不同的影响。但主说：“夫妻是神所配合的”〔太19：6〕。神的旨意、即神配合的条件，往往与我们的爱好不一致，甚至相差很大、或相反。我作为属主的人，不应该以我自己的爱好为标准，应该顺服神为我所已经预备、已经定规好的条件。所以我定好方针，向主说：“主啊，这一切条件，不管如何，我都愿意顺服、不自己挑拣，只要你的旨意是如此定规的。”但是，是否有一些条件，是我应该在乎的、不该马虎的呢？有。主要问题是：主既已呼召了我，要我能随时撇下一切、终身背十字架跟主，我也已答应了主，要这么做。那么，假如对方不是基督徒，那她当然有她自己另外的打算和追求，不可能与我一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势必形成我拖她后腿、她拖我后腿，双方长期都痛苦的局面，这又何苦呢？不但非基督徒是如此，即使对方是个基督徒，却不爱主、爱着世界，那也肯定，我与她之间会形成这种可悲、苦恼、而又不必要的局面。所以，我对主说：有一个我应该在乎的择偶条件，也作为是不是神旨意的标志和凭据吣，那就是：对方不但要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个爱主、有属灵上的追求、肯付出代价、与我一起背十字架跟主的。因为，我既答应了主，要终身背十字架跟主，那么，这样的姊妹肯定不好找吧，我这条择偶的道路，就必须比别人窄得多。至于其它的条件，主啊，我不挑拣，好坏都行，你给我什么样的，我就接受什么样的。既然不讲究其它任何条件，我就求主另一件事：不要因择偶的缘故，而花去我许多心思、时间、精力在“谈恋爱”上。成，就成；不成，决不勉强，不追。
感谢主，我既把这事交托给了主，又确定了以上的择偶方针。从教小学（1945年秋）起，经神学院、到实习传道（1949年秋）止的几年中，根本就没有具体考虑择偶的事；专心工作、专心学习。只是从1950年初（我二十四岁）、我正式教师工作开始，渐渐在环境上有了一些这方面的机会。例如：我有二个干妹妹，干妈曾问我，是否有意娶其中一位。我当时未答，只把此事放在祷告中，寻求主的旨意。渐感到，不但她们年龄太小，且向主的信心不稳定，容易受时代大变化的影响，甚至会改变“信仰”。（以后证明，确是如此）。后来我就告诉了干妈，我无此意。作教师工作时，在许多同事之间，也似乎有比较合适的机会，对方且是基督徒。只了解到对方等人的信心是：“我单单信耶稣，能赦罪上天堂、不至下地狱，就行了；根本不想再有属灵上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今生的世界）；即使我能在天堂里‘扫扫地’，那也就满足了。”我心中考虑，那怎么能一同背十字架、走窄路呢？既清楚不合那个条件、凭据，即不是神的旨意，因此我与她之间也就没有“谈恋爱”，而是严格限制我自己的行动，只在彼此间保持正常的、友好的同事关系，避免与对方作进一步的特殊接近。即使别的同事们对我与她之间的可能关系有过猜测，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明白我“没有这个意思”了。
有一位怀恩中小学（附近另一教会学校）的女教师（已婚），她是我在松江读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她很关心我的婚姻，想为我介绍怀恩小学的另一女教师（她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不错的，只是未信主）给我。她用的方式是先不告诉我，只请守真的几位女教师和我（我们都很熟识）并那位怀恩的女同事同去她家吃饭。当然，见了面，只我并不了解这次吃饭的意义，但守真的几位同事是知道的，她们也不言语。事后，那几位守真的同事们代替请客者问我，对怀恩那位的意思如何，人家特意为你介绍。我一听，恍然大悟不知说什么好，先问，对方是否基督徒？她们说：“那不要紧，你可以领她归向主、使她也作个基督徒嘛！”我吨到不是基督徒，就不敢了，连忙谢谢她们和介绍人的好意，但不想与她交朋友。她们说，她各种条件都很不错呀。我说我承认她各方面都比我强，但她是非基督徒我就不考虑。我感到很辜负她们和介绍人，但只好明告、婉谢。在南阳路教会聚会期间，教会和家负责弟兄姊妹也很关心青年未婚者。几位家负责人也为我介绍了另一位青年姊妹给我，先领我在旁边见了她经过。她外貌并不好，但我心中认定这是主定的，我不挑、不拒。在未互相接触之前，我写了一纸作自我介绍，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也不隐瞒我的缺点和健康上的不足处供她考虑，托介绍的姊妹转送去。不久，也得到了对方的自我介绍。事情继续发展，我也把情况写信告诉了母亲等。但后来发现，对方姊妹很重视婚后她只搞家务不再工作，且担心我是否能赡养她的母亲。我感到姊妹很重视经济条件方面，就告知负责姊妹，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就这样，一个不成，又一个又不成，且大多数是我自己断掉的联系。
我回守真堂聚会后，逐步认识了一位青年姊妹，她是我在南阳路聚会的二年中来守真堂聚会的。她和她母亲都十分爱主，属灵上很追求、也很长进。（这些，正符合我向主所要的条件和凭据）。她母亲已作了守真堂的执事。她突出的特点是：长得非常美丽，待人和气、聪明文雅、工作能力强、是沪西（较远）某校幼儿园的主任。似乎哪一方面都是她的优点。追求她的男青年很多，她却能一一正确妥善地对待。我对这位姊妹感到太不敢想象了，我在哪方面都比她差得太远了。真是不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为此祷告求问主，看是不是主的旨意；从凭据看，符合；但别的方面，我不敢想象。经过一段时间，主给我的引导是：我可作该作的事，靠主大胆作，一切交托给主、按主的旨意。
在主的引导下，我大胆给那位姊妹写了一封信、寄往她家；信中开门见山，说，虽感到十分冒昧、十分不配，但靠主恩、在此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在主十字架的窄路上，与我作一个伴侣？若不是，也请你明白告知我。约经过了2、3星期，收到姊妹的回信。她告诉我，收到我信以后，她也在主面前、为此事祷告寻求，主已用以西结书上的一句话，使她清楚了主的旨意。她又把她工作单位的地址（比家中的地址方便些）告诉了我。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呀，太出乎意外了，我太不配了；我没有求主别的条件，主却把什么条件都白白赐给我了。她既明确了主的旨意，就等于肯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应该作四件事。一事马上回她信，并把我的家庭，从父母到姐、兄、妹都介绍给她。二是把此喜讯告知家中、一直关心着我婚事的家人，让他们放心。除这二件事外，我乛感到应该像对家长一样、把此事告诉关心我的两个单位负责人。一位是守真的校长、一位是教会的负责人姜弟兄，让他们心中知道；并请求他们不要把事情说出去。不料，姜弟兄当夜就把此事透露给姜师母，姜师母口快，不几天就把事情透露给全校同事们（这也是神许可的，主有他自己的美意）。这一下，闹得全校都知道了，大家你一言、他一语，评头又品足，也有开玩笑的。大概正因为如此（或许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刺伤了那位姊妹的脸面，使她在众人面前十分难堪，当然她心中会极度怪罪我，这么快就把事情说了出去；我却傻傻地对这些事还莫名其妙。从此，姊妹再也不回信、也不理我了。每逢聚会时，她虽仍参加，却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垂着头、红着脸，一散会就往回走。长期如此，一拖一二年。她母亲从姜弟兄处也知道了这事，问她这事时，她只哭、不说。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回信，也不言语。我也只好不去信了，交给主管吧，自己还一直莫名其妙。大概好几个月、或近一年时。守真堂平时每周四有祷告会，她参加，我未参加。听到有位肢体说，在一次祷告会中，她突然失声痛哭祷告，祷告的话中、似乎她亏欠了谁似的。不几天，收到她第二次来信，向我道歉，只未多说。我也又回了信，告诉她我还是莫名其妙，并约她在某公园见面，在灵里有交通，以释误会。又没有音讯了。事情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往下拖；既未切断关系，又未进行或恢复。我母亲他们也弄得莫名其妙，并为我婚事着急。快两年了，事情还拖着，没有个明白结尾。一次我祷告，主光照我一件事，假如神要我失去她，行吗？我立刻向主说：主啊，只要是你的旨意，我愿意。行；我爱你，比爱她更深。我在主的引领下，又给她去了一信，大意是说：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关系。这时，快超过二整年了吧。最后，又接到她第三次来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大意是：她知道我是一个“拿但业”弟兄（姜对我的评语）。由于你我之间性格不合，恐难以白头偕老。故我们间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了吧。最后她祝愿，神为我预备一位更好的（姊妹）。我阅此信，是在培青中学的办公桌上。一看完，我眼睛似乎发了黑，脑子里如同海浪翻滚一样，奔腾起伏，乱不堪言。我所长期想不到的事，终于来到了；我所信任姊妹的属灵景况，终于落了空。一片黑暗。但感谢主，这个翻腾、紊乱的时间，只持续了大约一分多钟，立即靠主平息了下来、明亮了起来；主就在我旁边，我满足了、我安心了。这是出于主，我愿意吗？甘心吗？主没有错，这就是主的美意所在。马上写回信，谢谢她终于明确地把她的意思告诉了我。从今以后，我们还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再没有别的关系了。我祝愿她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我也把她的最后来信和我的回信，都抄录了，寄给家中母亲等各人，使他们释念。不久我就调往市郊区同济中学。
这件拖延二年的事，似乎是神对我的一个考验、一个打击。感谢主，靠主、我顺服了，虽我还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几年以后，尤其几十年以后，终于看得更清楚了，不禁为这事、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主确实没有作错，真是主的美意，对我实在有益，且有大益。只是对这位姊妹来说，很为她惋惜。尚在二年拖延中，未断关系前，就已经有点看出来，她很倾向于“三自”，且越来越积极。她在背后称我的言论为“毒素”。假如当时我们间没有切断关系，而此婚事能成功的话；她极力要走“三自”的路，我坚持不与“三自”同流，则她痛苦、我也痛苦，我的仗打不好、她的路也走不顺；两人怎么相处啊？感谢神，拯救了我，免去了我这方面毫无必要的痛苦、作难、和试探。这是几年后，我就已看到了、看清了，并不胜为此事感谢赞美神。又几十年，我出监以后，从与守真堂同年龄肢体的通信中得知，她当年虽积极参加了“三自”，但在文革期仍然受到很大的难处，甚至当众表示她“放弃了信仰”；实在可惜，真是一步走错、步步错下去，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悔改回头的机会。听说连她母亲也软弱了，怕提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悔改回头的机会。听说连她母亲也软弱了，怕提起过去在守真堂里的事奉。不但如此，连姜弟兄也当了“犹大”，首先出卖了一位坚持传福音，当时还年轻的执事弟兄，使他被抓入狱并判刑。
1955年夏，我调到同济中学后，在北京的三嫂写信给我，介绍一位她在天津时的同学好友×姊妹，因新近丧母而一直很悲伤，劝我在主里写信安慰勉励她。当然，看得出来，三嫂有为我介绍女朋友之意。我那时，对婚姻方面已是心灰意冷：“姊妹，靠不住呀！”似乎一切姊妹都靠不住，懒得在这方面再进行了。同时，年龄也快三十了。但感到，天津这位姊妹正在悲伤软弱中，彼此劝勉我也有责任，就开始与姊妹通信，并逐步密切起来。通信快近一年，1956年暑假前，我在信中仍问了她一句，你是否愿意，在我所走的十字架道路上作我的伴侣？她回信，表示愿意。我就约她，趁1956年暑假、我去北京三哥三嫂家看望母亲他们之机请她也去北京，我们见一面。我到北京后，未见她来，打长途电话也未打通；我无法可想只好回上海，但三嫂得知此情后，立即向她厂里请了假，乘快车去天津找某姊妹，二人又快车回京，晚上到家。我们见了面，握了手。次日晨，我就决定邀她同去颐和园。进园中，刚坐下，我再次亲口问她那句话，她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就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且照了相，并商量以后该作的事。如果因结婚，要她（小学教师）从天津调去上海，几乎不可能，因上海是最大城市；如果我申请因结婚从上海调天津，那好调得很。故我们决定安家在天津，有现成房子，与岳父同住，而由我向上海教育局申请调往天津，申请很顺利被批准，定于次年（1957年）暑假迁居天津。由此时起，我离了半辈子所成长的南方，来到陌生的北方。因结婚而调到北方，只是神所使用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已，神的目的，却是要结束我的教师工作，再换一个战斗岗位，打另外一些方式的仗，作另外一种见证，执行另外一个任务。这个仗，这种见证、这个任务，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中所需要的。这才是神的用意、神的目的。
在这里要插一段有关神所重用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以及我与王先生之间一点接触的事。王先生在维护主的真道、戳穿假先知的假面具、不向世界政权屈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极其美好的见证，是在中国许多圣徒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若与五十年代前半期，好多位神也曾重用、有名望的仆婢们先后掉进“三自”泥坑里的可悲情况相比，更显得这见证之可贵。有人称他为中国的以利亚，我看一点也不过份。但正如以利亚那样，在以利亚刚于迦密山上作出了刚强、重要的时代见证之后，也有他极其软弱的时候。以利亚的软弱，是在耶洗别发誓要报复、取他性命的威胁之下，逃跑到罗腾树下求死之时；而王先生的软弱，则是在他第一次入狱（1955年8月）至第一次释放（1956年9月）、又至第二次入狱（1958年4月）后的8年期间。〔详见1997年初版、王长新著的《又四十年》一书〕。他第一次虽被捕入狱，许多圣徒们却仍能在主道上刚强站住。他的第一次被释放，却是撒旦的诡计，不是他刚强得胜的结果，而正是他软弱失败的结果。尤其是政府逼他写、教给他写、他也俯首贴耳地照着写的那份《我的检讨》一文。政府和“三自”拿着这些材料大肆宣扬，不但他自己软弱绊跌，也绊倒了一部分圣徒。那时，我正在同济中学，也看到了这些材料，心中十分伤痛。当即在主的感动和引导下，（虽我只是个年轻弟兄，深感不配）写了一封信寄给出狱后的主仆人王先生。大意说：神曾一直使用王先生作一面维护主真道的旗帜，但今天这篇王先生亲笔写下又录了音的《检讨》，却绊倒了不少肢体，又佻主的名因此蒙羞，使仇敌因此夸胜（给了撒旦极大的可乘之机，也是神仆人的一大耻辱。求主重新怜悯他的仆人，能做好时代的见证。写毕，挂号寄去北京。王先生看了以后，他虽不认得我，但从我的名知道与我三哥有关。他特意托我三哥回答我的信，说了“阿门”两字。不很久，我趁1957年7月迁居北方，并在北京结婚之便，与我母亲二人同去看望神的仆人王先生和王太太。他自出狱后，由于第一次入狱起始、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几乎长期不说话，心中痛苦万分、悔恨惭愧交加。我们四人一起会见时，王先生与我都一直坐在一边没有说话，只我母亲和王太太在作交谈。王先生的床头墙上，有一大幅彩色画，右上角是主戴荆棘冠冕钉十字架的脸，左上角是一只大公鸡在啼叫，左下角是彼得仰视着主、和泪流满面的脸。我看这幅画正表达着神仆人王先生像彼得三次不认主那样、心中的悔恨和痛苦。
这种悔恨和痛苦，使王先生被释放的一年多不到二年期间，始终不肯按他向政府所做的承诺去参加「三自」，导致政府久等大失所望，不得不第二次重新逮捕他入狱，并判了无期徒刑。
那天我母亲和王太太说完话，王太太问我要说什么，我在主的感动下放胆说了几句，其中心的意思是：“希望神的仆人，能像参孙在狱中推磨那样等待头发重新渐渐长起，以打好最后更重要的一仗。”我说到“参孙”二字时，王先生有点听不清，问我，谁？我稍微大点儿声：“参孙”。这次王先生点头示意听清了。参孙虽然失败了一次，却败得很惨；然而，究竟他打好了最后、最重要的一仗。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王长新弟兄所著《又四十年》一书。我实在为神所重用、忠心到底的仆人王明道先生感谢主。他第二次被捕入狱成了王先生最后靠主恢复全面得胜的关键转折。八年的软弱失败，终于得到了最后年日的全面胜利！赞美主！主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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