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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79
标 题: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第4章 (19千字)
发信人:复活之子  [发短消息]
时 间:2007-01-02 14: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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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过渡时期（1945.9-1949.10）

一、教一年小学 （1945.9-1946.8）
1、一般情况
在农村小学教了半年，1946年初，寒假开始，我打算返回松江我母亲那里。三年多来，第一次用我的工资所得、请裁缝制作了上下一身新外衣，来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松江，正遇上慕卫母校在那个寒假开始准备复校。先恢复小学和幼儿院，召了生、聘了教师。老校长（女，主内长者）看见我很高兴，她聘我也作教师（仍教五六年级，兼五乙班主任。教会学校里，教师大都是基督徒，男女住校教师自发地每天早晨在一起有一小时的读经祷告，有时也互相勉励；每周有礼拜，五六年级还各有一课圣经课，由班主任兼教。在礼拜中，我教学生们一起唱福音短歌，且往往把从短歌中引出的福音真理、讲给他们听。圣经课我不用死读圣经的办法，主要是从创世记开始、大讲圣经故事，而把圣经中重要的圣经真理、贯穿在生动的故事里着重讲解。学生都非常喜欢听，兴趣很大，同时他们也明白了圣经中的不少真理和教导，并领他们祷告。但到底他们是少年儿童，真正信的只一个二个，主要的只是把福音真理的种子、撒在他们心中而已，求神自己使这些种子、到时候会发芽生长。每周末（星期六）有表演节目，由各班轮流负责表演，我就自编了一些福音小话剧；感谢主，其中有些剧比较成功。当然，在整个教学工作中，语文、数学、英文、自然、史地等各科教学，在时间上、分量上，还是主要的。校长、同事间的关系，总的说，是很不错的。
在此期间，我母亲上卫理公会的“栽培传道部”（由俞老牧师负责）给我报了名，我也应俞老牧师的要求，简略地写了一篇我蒙恩、奉献、受主呼召的见证。他看了很高兴，立即打算把我保送到南京的金陵神学院（这是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神学院）受栽培，各方面的费用（包括我生活上的需用）都由卫理公会提供，当然，毕业后也得在卫理公会组织范围内工作。我不很清楚主的旨意如何，但也没有拒绝，看主进一步怎样带领。如果要进神学院的话，当然在我母校的教师工作这半年也就结束了。
2、三次特殊的对付
我在母校教学半年期间，属灵方面在主面前受到一个特殊的对付功课，一般的主内肢体很少受到。原先，我也不想提这件事；因为提这事很可能会引起主内的争议。但今天几十年以后，我又回顾这件事，感到主让我学这个功课对我以后的道路和争战不但很有益，而且很重要。既然主是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做，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所以决定还是在这里说一说，或者有好处。主要是：主耶稣曾明确说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体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5：29-30，可9：43-48〕。主这些话很重，却不是空话，而是有其实际内容的。主的意思：叫人跌倒的这“一个眼、一只手、一条腿”，不是由神来代剜、代砍，而是叫我们自己剜、自己砍。
有一次（1946年上半年）教会里到来一批美国的救济物资、旧皀衣物（一般还都相当新），我也分到一件美国女兵的军绿色羊毛料裙子，我请裁缝改成合我身的一条男外短裤。不知怎的，我心中特别喜欢这条毛料裤、爱不释手；无形之中，它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叫我跌倒，不知不觉地它损害了我爱神的心〔约3：15〕。正此时，圣灵就在我里面用这段经文提醒我、责备我：这个东西既然能吸引我、绊倒我、损害我爱主的心，就当把它当眼睛剜出来、扔掉，当作手脚砍下来、扔掉，具体到毛料裤说：把它烧掉！哎呀，这么好的毛料裤、怎么能剜掉、砍掉、扔掉、烧掉呢？与主讲理、向主解释，但主的话不打折扣。那天，约有二三个小时，来回挣扎。几次快到厨房，又退回去，退回一段又停步，再去厨房，又退回。主的话是装个样子的？不能实行的？不是。但剜掉、扔掉、真难哪。最后顺服了，拿着它到厨房灶间（南方烧稻草），点了一个草结塞进灶门，毛裤放在火上，着火后火非常旺。这下，心灵平安了。“主啊，我爱你，比爱这些更深！”
期终考试时，不但各科要考，圣经课也要考。我精心拟了些考题，主要是是非题和选择题，最后一个问答题，把圣经的重要真理、通过这些考题，贯穿并显明了出来；自己非常满意、很欣赏，刻了蜡纸、油印出来。正在得意和自负之中，圣灵又责备了，把它剜掉、砍掉、撕掉。这下更难了，因为这么作、不但影响自己，还影响到全班学生和学校的考试制度。又回来挣扎呀，最后顺服，撕掉。学生考试时，白等了相片很大，相馆又在照片后面配上了十分好看的衬底，真漂亮一课、没有考卷。当然这事，校长很不高兴，说我是给魔鬼作了工。我不反驳，校长没错，但我心中向主说：“若是你要我这么作，我就甘愿受此责备。”不久，六年级二个班级的学生各拿文凭行毕业礼，礼后师生一起照相。照得很好，，只是价格也很可观；我因经济临时有点紧，没有舍得买。但校长知道了，竟代我出钱买了一张送给我，作为记念。我高兴呀，感谢校长呀，爱不释手呀，这么美好又可贵的一个记念品！立即，主的这段话又来了、圣灵又责备了，砍下、剜掉。但这是校长对我多么大的爱心、多么看得起我才给的呀，怎么能撕？怎么对得起校长呢？主却没有放松我，最后还是撕了。“主啊，我爱你，比爱这些更深！”当然校长得知后，很不高兴、且很伤心，但她除了说我“魔鬼作工”外，没有再说什么。我很痛苦，但是我没有后悔。
魔鬼真的来趁机也作工了。1946年夏季，八月上海（江湾区）的中华神学院（它原是南京的金陵女子神学院，后因信仰冲突、而由院长毕路得〔美国人〕为首的全体师生毅然与金陵分裂，迁至上海，逐步立起来信仰纯正的男女神学院，毕教士也是我母亲读神学时的老师）准备九月复校。复校前，先开一个两星期之久的“传道人退修会”，母亲是校友，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参加卫理公会举办的青年活动“夏令营”，宁可跟母亲一起参加“传道人退修会”。一起乘火车去上海江湾。那时，火车里人挤得不得了，我狠命地先把母亲推进车内后，自己已无法再挤进去，就两个手拉着车门的扶手、面向外、站在三阶底。车到半路，快行进时，心中突然有小声音：“你跳下去”我很恐慌，犹疑，要听它、还是不听它？只要我两手一松，我就会立即掉下去。似乎像前三次圣灵的声音，似乎又不是、不像。实际上真是魔鬼的声音；我终究蒙主保守，没有听从它，手没有放松、没有往下跳。打这次蒙主保守、没有跳下去以后，五十多年至今，一直再没有类似第四次的魔鬼试探。而且，类似前三次圣灵的对付也没有了。我宝贵这三次圣灵的对付工作：它一方面使我遵守了主的话，把那些吸引我、绊倒我的事物，亲手剜了、砍了、扔了；另一方面爱主的心却由此更深切了，若需要为主舍弃什么，也更舍得掉了。这三次对付中，在物质上的损失、连同在人际关系上的损失，现在看、总的看，实在算不得什么、微乎其微。但对于为了主，任何该舍弃的事物、该损失的事物，则都能毫不犹疑、毫无反悔、甘心乐意地舍弃掉；真是把万物都当作粪土，唯独以有主、听主、得主为至宝。谁听主的话，没有一个真吃亏的。似乎太傻、太不理智，似乎太反常、吃了大亏，却是非常值当的。所得到的却是无价之宝——主。
二、上神学院、去守真堂实习传道（1946.9-1949.5）
1、弃“金陵”入“中华”
“传道人退休会”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上海江湾（区）火车站旁，打算于1946年复校之前、中华神学院为全国各地校友、即传道人所举办的第一次退休会。这退休会也是为这即将复校的工作做准备。这二星期的退休会，主实在动了大工。主讲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杨绍唐牧师，参与者约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姊妹、即女传道人，少部分是弟兄、男传道人。因为中华神学院这个学校、在抗战以前（约为30年代）的前身，是金陵女子神学院。因为主真道的缘故，与所谓“新神学派”或称“现代派”异端的斗争，毕路得院长等几乎全体师生与金陵神学院分裂、分离出来、迁到上海，在极其艰难中重新办起来的。他们没有很多公会教会在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所以经费不足、师资也缺乏（尤其初期），但他们有神同在，信仰纯正、传神的真道。而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包括男院女院），则很早就被“现代派”（又称“新神学派”，实际上是不信派异端）所占领，并居于学院和大公会领导层的统治地位。其中也有少数信仰比较纯正的师生，则在属灵生命上相当可怜。他们在知识上学问上很丰富、很广博，真理上和生命上却很贫乏。我参加退休会之前，虽也略知此情，但也不十分清楚。可是在这两个星期的“传道人退休会”里，却使我心灵中如鱼得水、深感主真道的亮光和能力、属灵气氛上的浓厚和谐、属天追求上的强烈，真正体会到中华神学院是个好神学院，于是我坚决不去接受卫理公会栽培传道部所作出、对我进金陵神学院的保送、及对我经费上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供给了。当然，我这个决定，卫理公会栽培传道部的俞老牧师很快也知道了。他大发烈怒：“你是把进神学院当作儿戏？”（其实，我正是不把上神学院当作儿戏，才弃的“金陵”、入的“中华”）。我姐夫（已是卫理公会的教区长）来信劝我，连父亲（住在姐夫大姐家）也来信催我、命令我赶紧去金陵，还来得及。但我心志已定，怎么说也不肯去金陵了，立即在中华神学院报了名。经费上，学校答应我以半工半读的办法来解决。即一面读神学一面在神学院的函授科里工作。
2、当牧师作传道人
进“中华”，有一件小事需要在此提一提。就是神学院毕业后，将来是否肯定当牧师、肯定作传道人的志愿问题。入院先填报名单，很详细、一项项。内中有一项，我迟疑了半天，却没有填写。此项大意是：你是否立志、肯定要当个牧师、或作个传道人。我之所以迟疑半天未填写的原因是：我已完全奉献给了主、一生为主活，主也明确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一生背十字架跟主走。至于当牧师或做传道人，主的呼召中没有提到、主也没有话指明；虽然，主若要我当个牧师、作个传道人的话，我是绝对愿意当的。主既没有话，我就不敢填。中华神学院的教务长何守瑛老师很快就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你这项没有填？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一点。你若不作牧师、不当传道人，你想作什么呢？我想想，何老师的话也对，我若将来不当牧师、不作传道人，还去作什么呢？牧师、传道人，那肯定得当上，我也不是不愿意当，愿当！从这件小事以后，整个近三年读神学院期间，我的观点变了，肯定了读神学的目的和结果是当个牧师、作个传道人。我在此提到这件小事，是与以后主第二次挡阻我作传道人一事有关。
3、学习、实习分配、去守真堂
中华神学院的学制、是把四年制的课程挤在三年中学完，一年到头很少放几天假。我感谢神，给我有读此神学院的机会，在圣经真理上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对全国吀教会的景况、也有了个初步的、大臰上的了解，接触面更广了些，属灵生命上的操练也更进了一步，又在希腊文的学习上，打了初步的根基。中华神学院有个规矩：没有正式传过道的学生，不能一直学到毕业，至少在差几个月将毕业之前，先出去实习传道一个阶段，然后再回校完成实习课程、正式毕业。我从1946年九月起到1949年初，已经学习了2年半多，差几个月就要毕业，学校也为我考虑了出外实习传道的事。毕院长召我去谈话，她告诉我，浙江嵊县教会写信给神学院，要求派一个传道人（弟兄）去工作，但特别指出，那边的教会受到“小群”（即“聚会处”或“地方教会”、由倪柝声倡导的）很大的影响，所以特特要求所派去的弟兄必须是能抵制“小群”影响的。学校考虑要派我去嵊县，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告诉院长：我虽对“小群”很少接触，但感到他们没有什么不好，且也很蒙神的恩典。院长急了：你对小群不了解，他们起先就是英国的弟兄会，倪也是受了弟兄会的影响，……；她说了许多弟兄会和中国小群的不好之处。我没有表示什么。当然，院长再也不提、派我去嵊县的事，派了别人去。
不久，院长又召我去，告诉我有两个需要传道人去的工场，其一是上海四川北路守真堂，有我同班的姜弟兄已经在那里负责教会。（他因原是大学毕业入神学的，故比我早毕业半年多）。他主持守真堂教会工作后，感到再需要一个同工，故向神学院要求。其二是我的家乡浙江东阳县教会。院长要我为此祷告，看神旨意要我去哪处。院长也为此祷告，寻求主旨意；约好三天后再见面作出决定。这三天，我就专为此事祷告。很明显，上海教会的条件要比东阳各方面都好的太多了。而我，所缺少的不是属灵的知识，缺的是信心的实际经历和为主受苦、受穷、受患难的经历；显然，不应该去守真堂，应该去东阳，在信心等实际上锻炼锻炼。何况，东阳是我的家乡，我欠着东阳福音的债，应该去还债。所以，两天多的祷告时间里，一直倾向于求主领我去东阳，吃吃苦、还还债。然而，主不说话。最后主光照我了：“吃苦不吃苦，是我安排的，需要什么，我就安排什么，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愿，乃是按照我的心愿。”主让我明白，要我去守真堂。三天到了，去院长那里，我把我求问神的情况都告诉校长；校长告诉我，她祷告的结果，也是要我去守真堂。彼此一致。就立即收拾行李，去了守真堂。另一位年长的同学姊妹也去，三个人就一起同工，也比较同心。
守真堂原属“宣道会”，但这个教会的公会制度和组织关系并不很严密，跟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差的不多。早先，是美国宣教士伍约翰来此建造了礼拜堂（守真堂），同时建造了与教会交叉相连在一起的教会学校（守真中小学、只有初中）的房子。教会和学校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人员和工作也几乎都在一起。教会和学校在那一带的声誉一向是不错的。后来，是伍约翰两位（老童身）女儿伍恩兰和伍恩芝接替了她们父亲的工作；她们都非常爱主。主曾大用过的赵世光牧师，就是在这里得到栽培和成长的。在赵牧师工作的初期，就有年长的两位老姊妹、作他的同工协助他。大概是抗战时期、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位宣教士都回国去了，守真堂教会和学校都由中国牧师和校长继续负责。那时，赵世光牧师也早已成立了“灵粮布道会”扩展工作，早已脱离了守真堂。守真堂名誉上属“宣道会”，实际上已经参加了由上海许多独立性的教会，所松散组织起来的“灵工团”。“灵工团”的各教会工人，在传道工作上，则几乎都是各管各的。原先负责守真堂的牧师（我也认识）调去武汉后，姜弟兄刚神学毕业，就负守真堂的教会全责。我们三人可说很同心，在许多教会传统制度和作法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光按着公会的老制度老传统作；我们常在一起寻求、愿意按着圣经原则和主的心意来作。我看到这个教会学校里每天早晚全校列队升降国旗（青天白日）并敬礼，就在全校师生每周礼拜的讲道中，提到了升降国旗、向国旗敬礼是“拜偶像”的事。校长（也是教会中的执事、年长姊妹）听了很不高兴，认为我这么讲道、是在干涉学校的行政。她就与姜弟兄商量了，以后，再也不让我在学校的礼拜中讲道了。主也的确没有给我讲道和查经的恩赐。
每周三晚上，教会同时有两个聚会，一个是我负责的“初信造就”、一个是姜弟兄负责的“查经”。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喜欢参加查经，愿意参加初信造就的真是寥寥无几；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相差太大了。我不但没有讲道或查经的恩赐，连教会中治理的恩赐、祷告医病的恩赐，……许多恩赐都没有。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动摇了或削弱了我忠心事奉主的心志。靠主恩典、尽我力量，因为这是主的工作，也是神“用绳所量给我的地界”〔诗16：6〕。就在神量给我的地界范围之内来忠心事奉主。
三、神第二次拦阻我作传道人（1949.5-9）
1、特殊的二周清心祷告
我来守真堂实习传道是1949年二月，时局已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已退守长江以南，解放军暂时在江北。只要解放军一渡过长江，长江以南就会节节败退、势如破竹。这是明摆着的事。上海是五月解放的。全上海的各里弄、各家户、都作了准备，制造粗木里弄门、买足粮食、咸鱼，准备渡过这个两军交接的过渡期。守真堂（也为此暂停了两周聚会，我暂时没有教会工作。在这两个时代相交接的两个星期，正是我独自一人清心在主面前祷告的一个大好机会。时代和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得那么快、那么剧烈。
国民党的统治在全大陆即将结束，共产党的新政权则马上要立。当然这事是出于神，所有掌权者、废王立王，都在神手中掌握着。虽然早就听说，共产党大讲特讲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对于神的教会和主的圣工来说，凡脑子清醒的人都心中有数，他们（教会、基督徒、尤其是神的仆人）之受逼迫、经历很大的患难，只是早晚的事，无法避免。不少传道人，已经有以暗暗改行、来逃避这种患难逼迫的；基督徒因受逼迫而“放弃信仰”的可能性，也大大存在着。那么，我呢？也趁机走这条路吗？想到圣经中“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的教导，我俯伏在主面前，专心求主一件事，“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个传道人（不管我有没有传道的恩赐），决不离开这个传道人的岗位、去改行于别的。”我知道自己有软弱，但深信我的祷告主会垂听，主能保守我的脚，终生至死站好传道人的岗位。主果然说话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主所说的话、竟与我所求的恰恰相反。主问我：谁叫你传道的？随即主用了罗10：15的话启示我、问我：“若没有奉（神的）差遣，怎能传道呢？”我回答主说：“我已全身奉献了呀！”主说：“全身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作的；但我没要求每个基督徒都去作传道人。”我说：“主啊，你不是1945年夏、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终身背十字架跟从你吗？这个事、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主说：“撇下一切，一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作的；不然的话，就不配作我的门徒。但我没有呼召所有的门徒，都去作传道人。”我就说：“我已经读了神学院了！”主说：“读过神学院的，不都能作传道人；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不一定不能作传道人。”我又说：“主啊，是神学院派（差遣）我来这里传道的呀！”主又说：“神学院派你来，不等于我派（差遣）你来。”至此，我哑了口，十分惊奇，反复思想罗10：15和主所说的所有话。明确，作一个传道人的唯一资格和条件，是主的差遣。同时，我也回想起，进神学院之初，我那张表格中、没有填将来当牧师作传道人那件事，以及近三年来、我一直以为我将来必是牧师或传道、痛快地树立了这个概念的事。我在主面前哑口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主又说话了：“我既还没有差遣你作传道人，你现在就去把这个‘实习传道’的工作辞了，焲后去找一个别的工作，等候我。时候到了，我会把工作和任务托付给你、派你作。”主的话很明确，跟我原本所求的相反。我求至死还要作传道人、不干别的；主确偏偏要我辞掉传道工作，偏偏要去干别的一般职业和工作。我就向主说：若辞去传道找别的工作是你的旨意和吩咐，那我没有二话：执行！那几天里，我一直祷告、思想这件事，思考主所说的话。
除了这件事以外，主又指示我、引导我另一件事，这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离开守真堂、去参加南阳路聚会处（即“小群”、“地方教会”）聚会，并参加他们一起擘饼。我把这两件事和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姜弟兄和同工陆姊妹。他们没有反对，也没有挡阻我，似乎对我这两件事都理解，同意辞职。但也谈妥了，在我暂时尚未找到职业和工作之前，仍继续原先的传道工作，直至找到工作后就正式离开。
2、不是贪爱世界，换个战斗岗位
那几天我在主面前也十分清楚。主叫我辞去传道工作、去找别的工作，绝不意味着叫我借此逃避逼迫、逃避患难，也绝不是要我借此退后、去爱世界，追求今生的钱财、享受、名誉、地位和属世的“前途”，完全不是；而照样要随时准备撇下一切、准备背起十字架，照样要走好窄路、作好主的见证、打好属灵的仗，只不过是主给我换了一个战斗岗位而已。主是元帅，吩咐我这个小兵，离开传道人的战斗岗位、去另一个主安排的战斗岗位，走好道路、作好见证、打好仗。为什么要换岗位，元帅不告诉，小兵虽不明白，也要坚决服从、执行。元帅不会出错。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明确这一点，我就会退后、当逃兵、背离我主、贪爱世界，跟着世人和世界潮流、去走通向死亡的宽路去了。
这两周中，既然我已有了道路上的这两个大转变，那么，按人的常理说，我原是神学院派我来这里的，我就应该回神学院去，把这两件事都告诉毕院长；更好一些，则是先去征得她的同意，然后再如此作，这样才对。我也考虑了这事。一方面，这次是我清楚了主的旨意叫我这样作的，并不是我自己定的意，想这么作的。另一方面，我非常肯定，这两件事院长一件也不会同意，肯定都是她强烈反对的事。如果她都不同意、强烈反对，那么，我听院长的？还是听主的？两者不可兼得。我只得在这件事上亏负院长，却不能不听主、亏负主、对不起主。所亏负院长的，若有机会，以后再弥补吧。不久，我这两件事，全神学院都知道了，他们都说：“×××（向主）变节了！”我很难过，又没有办法，不能去申辩，人的误会不可避免，只要主不误会，我就足够了。主也被人误会过、冤枉过，主没有申辩，为什么我倒要去申辩、作解释呢？
3、主为我开了门找到工作
解放了，外边热闹极了。经常有各种游•行、扭秧歌、打腰鼓、喊口号、唱解放歌曲。我既然清楚了主的旨意，要我去找一个普通职业、一般工作，我就首先在父神面前作出决定：主既要我找个工作，什么工作我不挑不拣，主给什么就作什么。即使去作一个工友，打打铃、扫扫地、看看门，我也愿意。可是，刚解放，社会上失业到处找工作的人不少，竟然连个作工友的空位置都没有，哪个单位也不缺人。我就写信给我三哥，他当时在天津、国家办的工厂里作工程师。我问他，你的工厂里没有工人的位置使我可以当个工人？三哥回信说，没有。正到处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时候，神自己却为我打开了门路。姜弟兄去年一毕业负责守真堂教会时，因工作上的需要，就立即结了婚。他妻子原先也是大学生物系毕业，毕业后就在守真中小学教书。她当然愿意教生物课、是她的专长，无奈学校早已有了教生物的男老师，校长就安排她教初中三的几何和物理等。现在，她要生孩子、请了产假，需要找个代课的人。她想起了我（我跟姜家很熟悉），问我能不能替她代几个月课？我虽只算高中毕业（读神学不算数），没有资格教初中三，但数学与物理是我中学时代最爱好的科目，况且代课就不讲究学历资格，我就答应了她。拿起课本备备课，就上课堂讲课去了。
感谢主，主开的路十分顺利，同学们很喜欢我去教课，校长也看在眼里，对我的印象很好。几个月后，将到寒假，我的代课工作结束，姜师母的产假也满了，要恢复工作。我只是代课的，当然得走把课还给她，但神感动了校长，辞掉了那个生物男老师，就让姜师母去教她所喜爱的生物课等，初中三的几何与物理等，仍然让我教。打寒假开始，我就不算代课，而是作了正式的中学教师了。主为我开的门和路，竟是那么顺利，因为是主自己要作的事，我连想都想不到。从1949年秋末代课以后，我就正式作了八年多的中学教师。在守真中学教了近四年初中数学物理，1953年夏，守真由政府接办并入已接办一年的培青中学（原是教会学校怀恩中学，有高初中），专教初中物理两年，这两年中由校领导培养、进了市教育局新办的“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夜校性质）进修物理，1955年夏又调进上海的七个重点中学之一“同济中学”，开始专教高中物理，并在全市中学之间担任了一次公开教学。同时我进入华东师大物理系函授科学习，直到1957年夏，我申请调离上海去北方天津为止。
在物理教学业务方面，有一点点节节高升、一帆风顺的意思了。然而，这些都不是主的目的；这些业务工作上的顺利和通达，不过是暂旲的，到了时候，主就会把这一切全部取去、都收走。这八年教师工作阶段主要我作好见证、走好道路、打好仗。主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越来越清楚，主在这个我教师阶段所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剧烈变化着的时代中，站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岗位上，作好一个普通基督徒（即使是所谓的“平信徒”），学习讨主的喜悦。为此，主在这个8年阶段中，亲自率领我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属灵争战。我是软弱、卑微、无用的器皿；但祂在我们身上却是有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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